最受伤

　　偷菜：伤身要命

　　没有具体的标志性事件，最早风靡社交网站“偷菜”游戏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蹿红网络，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张三李四齐偷菜”之势。而因为医生偷菜而导致的“南京婴儿死亡事件”，则为“偷菜”成疯的社会敲响了警钟。

　　2009年11月3日，南京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位肿胀等症状于中午入院住院治疗并于次日清晨5点多钟不治身亡。据婴儿家属反映，婴儿住院病情恶化时，家属几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而医生因为“偷菜”、睡觉等原因拖延，没有给予及时有效的救治，最终导致婴儿病情急剧恶化、死亡。对此，院方解释说，因为孩子病情变化太快，从入院到患儿死亡不到24小时，超出了医生对眼眶蜂窝组织炎这个疾病的认识能力。该事件最终的调查真相否定了医生当时是在“偷菜”，但玩网络游戏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一时间，众多网民纷纷展开了对有关医护人员的失职和医德缺失的谴责，还有人对本已脱罪的“偷菜”再次发起声讨。

　　当白领连续数月半夜起床偷菜，导致失眠脱发；当学生将课业置之不顾，全心投入制定详尽的“偷菜时间表”；当孝子不顾病床上的老妈大病初醒，赶回家“收菜”防被偷；当结婚二十多年的夫妻为此离婚，只因为丈夫“失职”让妻子种的菜被别人偷了……

　　由于“偷菜”引发的种种荒唐事，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成为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和研究的课题，而因为“偷菜”加剧的身体亚健康、心理扭曲成瘾，甚至丧失理性“伤身要命”等一系列对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该由谁“埋单”？

　　“乙肝歧视”：伤人于无形

　　乙肝歧视，是指中国社会现存的对健康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一种歧视现象，在所有的“歧视”中，最严重是就业歧视，同时，有调查表明，中国乙肝携带者受到的就业歧视也是所有就业歧视中(如地域、年龄、户口、性别、学历、艾滋病、农民等等)最严重的一种。

　　据统计，中国大陆目前约有3000万慢性乙肝患者和1.2亿无症状的携带者，在诸多有关乙肝病毒携带者错失就业、入学权利的新闻中，“乙肝宝宝”被幼儿园拒收恐怕最让人心疼，因为，这些孩子从一出生就要与其他孩子“区别对待”，被隐藏在有色眼镜之下的各种目光挑剔，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深究原因，其实导致乙肝歧视的祸首缺乏认识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当时的医学界尚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紧接着，数部法律对乙肝做出的限制性规定，助长了社会性的歧视。到了90年代末，一些不良医疗机构的虚假宣传，让乙肝歧视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几乎所有社会进阶环节的严格体检，乙肝都被认为是第一针对对象，从而被排除在社会的边缘，人格和生存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2009年，中国官方的一系列立法进程，也为饱受委屈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们带来了希望：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删除了对肝炎病原携带者的限制；8月，卫生部就不得禁止乙肝宝宝入幼托进行公开征求意见；9月1日，是年22岁的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雷闯领到了中国首张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食品卫生类健康证明；12月29日，中国国家卫生部明确表示，将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的检查，同时，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切实保障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入学权利……再次证明，乙肝病毒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与乙肝携带者一起学习、工作、用餐均不会传染。

　　客观的说，想要在短期内扭转多年沉淀下来的社会认知并非易事，然而，这项工作却必须要坚持下去，因为，乙肝歧视是对全社会“无知”最大的嘲笑。

　　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两败俱伤

　　近几年，关于“非法行医”引起医患纠纷的报道在媒体上屡见不鲜，然而，11月3日爆出的北京大学的医学教授，因为非法行医，死在本校医院手术室里的新闻，还是引起了媒体的一片哗然和公众的震惊。大家不禁自嘲，原来“非法行医”并不是黑医生的专利，“非法行医”的受害者也并不一定都是平凡百姓。只是，当医学教授命丧自家医院、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也存在“非法行医”，下一次，我们还敢放心地去哪儿看病？

　　随着事件的深入，我们知道了所谓的“非法行医”者是三个尚未毕业的北大医学院在校生，看到了死者家属和医院对薄公堂，听到了涉案学生“问心无愧”的自白，得到了卫生部对媒体报道这件事“很遗憾”的评价，才突然发现，原来这件事另有隐情，我们不能片面地倾向于任何一方。

　　客观地说，公众并不应该武断地抵制临床实习，因为正如卫生部的表态，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在后期的学习阶段是需要进入到临床实习这个环节，国家也有相应的管理办法。每一个学医的人以至于成为医学大家的人，都离不开病人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公众之所以那么不放心实习医生，而一定要找“老”医生解决一切小病大症，更多的恐怕还是出于无奈。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很强，因此，普通公众在医院都有“我为鱼肉”般的无助，希望能找对大夫看对病。可是，当庸医要命、误诊致残的医患纠纷频现报端的时候，公众甚至都不再埋怨医生开“大处方”，只盼大夫能“好好看”，而医生公事公办、理所当然的态度和多一句解释都不愿给的做法，让本就忐忑的患者心里更没了底。所以，一旦有医疗事故发生，患者才会将之前所有的“委屈”都发泄出来，而本来或许“占理”的医生反而百口莫辩了。

　　其实，“北大医院事件”只是医患关系愈演愈烈的一个缩影，在这一事件中，委屈流泪的“涉案学生”和悲愤维权的死者家属都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双方的心里都将留下一个永远抹不掉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