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村医王保人过得很不痛快。先是家里的麦秸垛无缘无故烧着了，后来大门两旁的瓷砖上被抹上了屎——两行粪便正好盖住了“家居黄金地，人在富贵中”的对子。前面那事儿还可以归结为意外，毕竟这个冬天天干物燥，可是后面那事儿显然是有人成心让他难堪。一时间，他成了十里八乡的谈资。

　　王保人应该算是医患冲突最新的受害者。因为根据村里的传言，此事系村民小李所为，目的是为他爹出气。小李的爹患有心脏病，没少在王保人的诊所里拿药。前不久，老人突然发病，拉到县城医院不到一天就去世了。小李一气之下把医院闹了个底朝天，主治医生的头都被他打破了。这还不算完，回来后他就想起了王保人。

　　说起这事儿，村里的闲话像开了锅似的，说什么的都有。不过，替小李说话的却占大多数：“王保人和县里的医生就该受点儿整治，看病不少收钱，还没把人留住。”尽管人们都知道，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没有哪家医院或哪个医生能100%攻克所有疾病，但村里人并不这么看。

　　发生在河南东部一个小村庄的这出闹剧注定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村民的中心话题。只是制造它的人和谈论它的人大都不会意识到，过去数年间，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发生了数以万计最不愉快的事情，包括流血和死亡。红包回扣、天价医疗费、见死不救等各种各样的丑闻，长期困扰着这个关乎生命的领域，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医生的荣誉，同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患者的健康。

　　“纪录片”的主角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仅有1／20的受访医师认为执业状况良好，而感觉“较差”或者“极为恶劣”者却超过了一半。他们普遍反映，现在的医生太难当，工作压力巨大不说，还要承受全社会的唾骂和误解。“医生好像都是抢钱的一样，这太伤人心了。”一名儿科大夫说。在一次门诊中，从医14年的她竟成了“纪录片”的主角——

　　7时50分，这位儿科大夫如往常一样，提前开始了门诊。候诊的病人很多，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看了几名患者后，分诊护士带进来一名中年妇女和她1岁多的女儿。孩子体温38度多。

　　她让她们坐下，接着边登记边问：“孩子多大了？”

　　妇女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突然说“医生，等一下”，然后举着手机对着她按了几下键。

　　“怎么了？”医生很疑惑。

　　“我们全家都很宝贝这个孩子，带得很精心。她不怎么上医院，我要把她看病的过程录下来。”妇女说。

　　“哦，那你应该对着你的小孩拍呀。”

　　妇女下面的话让医生愕然：“我们家里人都觉得现在医院很黑，医疗差错很多，我怕在我的小孩身上出什么岔子，所以我要录音为证，如果没什么不好，过几天我就把它删掉。”做了这么多年的医生，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想到她会成为这样一个“纪录片”的主角。当时，她的心里只有一个感觉：愤怒。她停下手中的笔，直直地盯着妇女，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位儿科大夫还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情况的医生。在她之前，就有医生向《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抱怨说，有的患者看病时，居然带着录音笔、摄像机，将医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簿公堂”。“这样的环境怎么做医生？如果白求恩活着，恐怕也要回加拿大了吧。”儿科大夫虽然最终完成了这场尴尬的门诊——给那个伤风感冒的孩子开了一瓶“艾畅”，并在病历上注明“3日后复诊”——但是，她却对当初学医的选择产生了怀疑。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好的事情

　　被人提防的感觉不好受，被人饱以老拳的感觉更不好受。在王保人的村子里，像小李那样动武的人没有几个，因此王保人至今也没有跟谁刀枪相向过。然而，放大到更广阔的区域内，医患之间的暴力事件就变得频繁起来——

　　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发现，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5.5起,打伤医师5人。为了平息一场纠纷，医院要付出10.8万元的赔偿款。这样的结果让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大为吃惊。

　　作为一名老主治医师，殷大奎素来认为，医生和患者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人们才能够去病除疾保持健康；正是依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合作，医生才敢冒险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医学才能不断地前进。然而，现状却是：“战友”反目成仇、怨声载道。一些医生放弃战胜疾病的广阔地带，掉过头来把精力主要放在防患者、和患者斗上。2月9日，他在人民网接受访谈时不无痛惜地说：“目前的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不好的事情。”

　　更令人痛惜的是，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游戏。虽然骂名和拳头落在医生身上，可是伤害也留在患者心里，有时候这个伤害甚至更深。在过去5年中，患者治疗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惊人地增长。2000年，人均住院费用才3000元多一点；2005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4661.5元。 一位研究人员在注释这“最不好的事情”时说：“从医生、患者、医学科学3个方面看，谁也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任何有益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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