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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胎维权：该出手时就出手

　　保胎还是保工作？为了建设和谐的保胎社会，职场孕妈咪们孤军奋战，一不怕苦，二不怕耗，三不怕砸掉饭碗。斗勇也斗智，争“权利”也争“志气”

　　★ 本刊记者/罗雪挥

　　“没有犯罪而不断被加刑，这就是衰老的感受。”

　　这句话被一个网友妈妈用来形容怀孕的不易。文利(化名)就刚刚经历这样一个“刑期”。产假休完，文利最后一次给公司快递了信函：一封辞职信。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从怀孕开始，至离职结束，一年多时间里，文利经历的不仅是怀孕生子的喜悦，还有激烈的职场保胎纠纷。

　　此前文利因有流产迹象请了保胎假。她保完胎返回单位，摆在面前的是早已经打印好的辞职申请书。公司给了两个选项——A选项是主动申请辞职，但要写下保证书，保证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公司就积极配合，立即结算工钱；B选项是升级到手机卖场去做值班经理，任务是巡场。

　　值班经理有形象要求，除了中午吃饭的1个小时，其他7个小时都需要精神抖擞，必须穿高跟鞋，在卖场内走来走去。文利无奈选择后者，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高跟鞋的鞋跟高为三寸，摆明了“孕妇不宜”。

　　经过与单位屡次交涉，怀孕8个多月的文利，被改派另一项任务，去抓进入卖场的“小倒”，即卖旧手机的小贩子。这个岗位责罚分明，公司会派人来检查，如果第一次发现卖场有“小倒”，罚款500元；第二次发现，罚款1000元；第三次就要按照员工违反劳动纪律予以辞退。

　　重着身子的孕妇要和灵活的手机小贩周旋，结果可想而知。上岗前，文利去产检，一切正常。抓“小倒”没两天，文利就承受不住，紧急就医，胎位出现异常。文利认为，这和自己抓“小倒”有直接关系。她的羊水本来就多，站的时间又太长，导致远未足月的胎儿突然下沉，提前进入胎盆，文利出现轻微宫缩，已经可以摸到胎儿头，她早产了。

　　三个孕妇一台戏

　　“整个鸟巢从十几米往下掉，难道因为你乖，就能做颗好鸟蛋？”

　　这是职场人的“警世通言”。在“白骨精”的生存术中，不乏集体怀孕保胎以避裁员风头的经典案例。但是对于生活在基层的“保胎妈妈”来说，保胎期间，一份可以期待的工作保障，也还是生活里的救命稻草，起码不能招之即来，呼之即去。

　　“就是赶巧了。并不是计划好要怀孕的。”文利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9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跳槽到北京一家外企任职经理助理的文利，直到晚上8点多还在忙碌。和所有为生活奔波的职场妈妈一样，文利声音中充满了疲惫。白天实在抽不出空，晚上9点，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文利一边颠簸回家，一边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背景声里，还不时冒出售票员报站的声音。说到激动的地方，文利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打官司真不是为了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比戏剧还戏剧，2007年3月，加上文利在内，单位里几乎同时出现三个孕妇。文利当时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该公司主要经营与手机相关的业务。文利在营业厅前台任职。她怀上宝宝纯粹是意外。同事王芳(化名)怀孕了，去医院检查，拉上文利作陪，顺手转送给文利一盒怀孕试纸。文利好奇地试了一下，出乎意料，她“中彩”了。文利到医院检查，已经怀孕两个月。

　　文利起初坚持上班，但是突然“见红”，这是传统上的流产先兆。出血越来越厉害，文利到北京协和医院西单分院就诊。大夫警告说，如果想要这个孩子，你就必须在家保胎。文利不得已请了保胎假。

　　等到她觉得胎儿已经比较稳定，返回单位上班，就面临要么辞职，要么穿高跟鞋巡场的选择。三个孕妈咪坚持不辞职，但又承受不了巡场的工作，均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找医疗机构诊断并出具诊断证明，需要再卧床休息保胎。公司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其中一个孕妈妈在网上偶然发现了相关的劳动法规，即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单位不得无故辞退员工。三个孕妇一起将公司告到劳动仲裁委员会。

　　经仲裁调停，公司承诺，将为三个人安排利于保胎的工作。三个人再次上岗，只是巡场变成了抓“小倒”。三名孕妇只得再次请假，再次遭到单位拒绝，并且拒收她们的请假报告。几天后，单位向三人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她们擅自脱岗，属于旷工行为。三个孕妈咪再次将单位告上仲裁庭。

　　保胎，你的名字叫弱者？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7年3月发布的信息，中国女性就业人员的比重已达45%。中国妇女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公平，也承担了剧烈的社会压力。无休止的压力，无休止的焦虑，让职场孕妈咪们成为了“保胎”的高危人群。

　　“差不多折腾到一半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意思了。我怀孕并不是个错误。”文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里老人也纷纷劝她，别再和单位较劲，辞职回家安心保胎。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就是一辈子的事。文利形容与单位对着干的感受是“走投无路”。文利介绍，只要去上班，单位主管几乎每天都问：“想好(辞职)了吗？想好了，今天哪怕上两个小时的班，也跟你们结两个小时的钱。”而在打官司的阶段，双方针锋相对。

　　文利永远忘不了，冲突白热化时，其中一个孕姐妹遭到单位代表质疑，“你是不是为了钱，别钱没要着，孩子死肚子里。”在庭外等候的文利冲了进去，愤怒地问：“你说的是人话吗？”文利表示，但凡单位的态度好一些，她们兴许就真的辞职回家保胎了，但是越演越烈的冲突让双方就只能在法庭上见分晓。

　　仲裁员起初调停，建议文利她们与公司和解。但孕妈咪们态度坚决，表示仲裁不成就告到法院。这份不可思议的坚持，在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郭兴昌的帮助下，最终取得胜诉。仲裁委员会认为公司对三名孕妇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要求该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撤销此前对三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

　　文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部分人碰到这种保胎官司都主动放弃了，太累太折腾，而她们幸运的是偶然碰到了律师郭兴昌。事实证明，保胎胜于打胎，保人胜于开人。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员工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保胎妈妈”并非没有胜算的把握。律师郭兴昌告诉记者，单位依法解决成本最小，越违法成本越大。如果单位没有取证，又无故裁员，十有八九都得撤回，并要支付高额的赔偿。

　　他为三个孕妈咪指导了具体的保胎维权方针，包括用邮递快件的方式，将相关函件送抵公司。快递的好处是有回执，能够注明快递的内容，即使单位拒绝承认甚至拒绝接收，依然能够作为呈堂证供。事实上，与单位发生冲突以来，文利与单位的正式照会都是通过快递方式进行，比如请假条，比如医生诊断证明。该依法履行的程序，文利不欠不拖。文利自己也记不清究竟发过多少回快递，她告诉记者，不算单位拒绝接收的，总有个七八封吧。最后一次送辞职信，文利还同时传真一份，除了声明辞职，还要求约见公司老板。

　　公司也经不起折腾，一旦“想开了”，回复也很快就来了。根据仲裁庭的判决，2008年夏天，文利到公司结清一切手续，领到生孩子的报销款及赔偿工资，共计三万多块钱。其他两个孕妈咪也获得相应赔偿。保胎战获得了胜利，文利的儿子早都过了半岁。“战争”结束这一天，文利高兴得想跑又想跳。临告别，文利理直气壮地“训话”：“你们这个单位该好好整顿了。你们对员工不好，就像盖楼基础没打好。”

　　“以身饲虎”的成本

　　文利保胎时所在的单位，属于规模不小的私企。文利发现，在她之前怀孕的女员工，大都主动辞职了。因为营业厅的工作环境太不适合孕妇，长期接触电子设备，长时间站着。只有少数幸运的可以调到后台，比如帮助整理单子、核对发票、给办公室做后期维护等。文利之后，该单位又有两名女员工怀孕了，她们选择辞职保胎，耗不起这个“精神”。

　　保胎现象日益增多，但真正有勇气为保胎对簿公堂的，还是极端的少数。除了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保胎妈妈”敢拍屁股走人，在社会保障缺位的状况下，不敢轻易辞职、不愿轻言官司的大多数“保胎妈妈”与其所在的单位，就像“完美的婚姻”一样，在相互别扭中彼此妥协——保胎对双方来说到底是不爽的事，因为“都不容易”，彼此拉拉扯扯，讨价还价，也就慢慢渡过危机。

　　“职场是森林，女人是老虎？”一篇署名为史晓英律师的文章，比喻职场女性嫁人生子等让公司头痛的现象，所谓“妙龄猛于虎”。“公司毕竟不是民政部门，‘妙龄’们的冲击波，往往让公司道贺不止，心痛不已，哭笑不得。”文章表示，除了要有爱“虎”之心，建议公司可以“以身饲虎”，“体现人性化关怀，必然得到职工更加敬业的回报。”

　　不过，乐于“以身饲虎”的爱心单位毕竟有限。“女员工保胎，企业当然有损失，还要看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多年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如今在北京一家集团公司任职人力资源总监的常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常箐说，正规公司里不养闲人，本来每个人的工作量都不少，有人请假保胎，整个团队势必得重新调整，保胎员工的工作要么得其他人额外承担，特别是顶头上司承担，要么就得再雇人手，起码是雇个兼职。另外一方面，保胎员工的工作量不好计算，保险还要正常支付。常箐认为，公司大还好说，小公司要负担女员工保胎，的确很艰难。

　　不过，她认为，只要企业能够支付得起，考虑到招聘及培训员工的成本，保留一个保胎员工，还是比重新雇人划算。特别是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加剧，需要保胎的高层越来越多，因为她们为工作奋斗到大龄，而且压力更大，也更需要为保胎付出职业成本。

　　常箐曾经在一家著名的美国企业任职，来请保胎假的大都是高级经理、总监的级别，而她们的工作，往往是无法分担，很难替代，“不让她休保胎假，她就辞职了。这种损失更大。”常箐表示。其他隐形的成本还包括公司人性化氛围的建设——打击了一个保胎员工，往往就打击了一大片，还不如索性慷慨大方点，批准保胎，皆大欢喜。

　　保胎假成为了真正的员工福利，而就该项福利的薄厚而言，人力成本越宽松，则保胎福利越好：大单位胜过小单位，公务员胜过公司职员，外企胜过国企，国企胜过私企。在各项福利规矩正常的外企里，鲜见打保胎官司的，保胎的好人好事倒是不断涌现。常箐见识过的最夸张的保胎例子，是她在外企工作时，单位里有一个男员工，据说是基因与太太不匹配，他请了漫长的保胎假，从双方调养身体预备怀孕开始，一直陪同到太太正常怀孕，胎位坐稳才恢复原职。

　　在漫长的保胎过程中，越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员工，保胎假期越愉快。常箐一年多前也跨入保胎妈妈的行列，因为公司新装修，担心对胎儿有影响，她请了长达半年的保胎假，领导不仅承担了她的工作，还不时嘘寒问暖，招呼大家要额外照顾常箐。

　　和谐保胎：懂得选择，懂得放弃

　　“比资本家还资本家，比老地主还老地主，别生气了，赶明儿我打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

　　这是一个网友在安慰“保胎妈妈”。这位在家保胎的妈妈每天上午都自觉地在家办公，结果只拿到相当于原来40%的工资。而不少“保胎妈妈”，虽然蒙单位开恩保胎，但算算自己的月收入，缴完各类保险及医疗金，应发工资还是正数，实发工资就是负数。与保胎秘方相比，要养孩子养房子，多半还要养车子的“保胎妈妈”们，最热心的帖子题目常常是《保胎假扣多少？》

　　保胎一天扣20块大洋还是200块大洋？让“保胎妈妈”内心不安的依然是老话题，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国家并无明确规定，保胎假归入病假系列，所以保胎假的长短，保胎工资的多少，事实上全凭单位效益，以及领导的良心和信心。

　　不是没有底限。只要不被单位震出仓外，签订了正规劳动合同的“保胎妈妈”们大致还不会沦落到无薪阶层。比如只要有正规医院出具的保胎休假证明，“保胎妈妈”就能够以休病假的方式休保胎假。北京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郭兴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举例，按照有关规定，如果在该单位工作不满5年，员工可以享受3个月的医疗假，保胎假也可以归入其中。在医疗期之内，单位必须向员工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80%的薪酬。如果是因为单位原因，暂时无法给“保胎妈妈”安排合适的岗位，在劳动者无过错的情况下，单位不能随便裁人，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必须向内部放长假待岗的“保胎妈妈”支付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的薪金。“也就是一个生活费。”郭兴昌表示。

　　不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过程中，无论是律师，还是资深的人力资源经理，甚至包括“保胎妈妈”，给出的保胎最佳方案都是一致的。即在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法规内，最能为劳资双方接受的保胎办法还是“保胎妈妈”暂时放弃部分薪酬。职场孕妈咪可以请假回家保胎，单位保留岗位，保胎期间继续上各类保险，而工资则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支付，包括不支付。抑或应允孕妇先辞职回家保胎，生完孩子再重新签订合同上岗。

　　郭兴昌表示，和谐保胎有智慧，“保胎妈妈”需要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包括和谐地建立合同，和谐地终止合同。如果确有需要，保护自己权益，该出手时就出手。令郭兴昌欣慰的是，2006年、2007年是孕妇维权的一个小高峰，但是自从帮着打完文利的官司，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他再也没有接到类似的案子。“总算没白折腾！”文利告诉记者，她很高兴自己为“保胎妈妈”们趟出了一条维权路。

　　但是，“人生不能够贪心，你必须明白你想要什么。”资深人力资源主管，曾经的“保胎妈妈”常箐提醒。她认为“保胎妈妈”的职业风险不能不考虑。“请保胎假对生宝贝有好处，但对你的职业发展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你依然不知道业务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保胎回来，工作团队已经撤销，而你原来设计的天衣无缝的职业生涯不存在了。”

　　常菁鼓励“保胎妈妈”们一定要认真评估，如果周围工作环境和睦，公司没有赶上装修，没有频繁出差，一个健康的孩子生命力其实是非常顽强的，在对自己和宝贝没有致命伤害的情况下，“保胎妈妈”们是否需要保胎，保多久，“你需要自己当机立断。”“保胎妈妈”常箐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