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酒后“走穴”操刀，造成一名骨折病人失血过多身亡，到2007年私自到乡镇医院参与手术再惹医疗纠纷，知名骨科专家、天津医院医生于建华近年来两次卷入“走穴”风波。

　　“走穴”，这一原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的现象，如今在医疗界愈演愈烈。从“安徽宿州眼球事件”中9名白内障患者因术后感染被摘除单侧眼球，到浙江平湖严亚珍被“错割5个器官”卧床后半生；从北京杨卫忠被误诊患癌以致右肾遭误切，到朝阳医院麻醉科医生张汝金在不具资质的诊所实施麻醉致人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医生“走穴”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已占到医疗事故总数的1/10。

　　手术刀竟成砍向病人的“屠刀”

　　2003年10月27日下午，于建华利用下班休息时间，到天津大港医院为患者齐喜文实施“左侧骨盆陈旧性骨折”手术，谈好报酬为2000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术前于建华和副主刀医生在用餐时，竟然向陪餐的患者家属要酒对饮。

　　据死者父亲齐月生回忆，手术后被推进病房时，齐喜文手术部位还有2根引流管在向外淌血，20多分钟时间里就流满了2便盆。但就在病人流血不止的情况下，包括于建华在内的6名医护人员仍在继续喝酒。即使得知病人情况有变，酒酣耳热的于建华也不是及时回医院查看处置，而是回了市区。直到次日零时30分齐喜文因失血过多死亡后，于建华才匆匆赶回病房。

　　经天津市大港区医学会鉴定，由于术前对手术的复杂性和疑难程度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术中和术后抗休克等治疗不力，造成患者失血性休克，多脏器衰竭死亡，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最高级)。

　　事发后，大港医院一次性赔偿齐家人26万元，于建华停职检查。但是，一条鲜活生命的离去，并没有让这位骨科专家停止逐利的脚步。4年后，于建华再次因“走穴”惹上医疗纠纷。

　　2007年11月30日，于建华赶到天津武清区一家名为“王庆坨医院”的乡镇卫生院，为右股骨干骨折患者张培银主刀手术。7个多月后，患者感到骨折处肿胀疼痛，武清区中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明确记录：“内固定物断裂，骨折未正常愈合，建议二次手术取钢板，植骨。”

　　张培银对半月谈记者说，此后他们多次找到王庆坨医院，院方于2008年8月再次请来于建华。于建华看完片子后表示手术没有问题，但骨折处的疼痛已折磨得张培银痛苦不堪，右腿肌肉也明显萎缩。

　　“9月11日，我们去天津医院找于建华，当地一家媒体派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同行。”据张培银的妻子李秀英回忆，于建华在一番检查后肯定地答复说“不用二次手术”，整个过程也没有填写病历。

　　9月18日，受病痛折磨的张培银来到以创伤骨科闻名的北京积水潭医院，诊断结果为“内固定折断，建议重新手术”。12月8日，积水潭医院诊断再次显示：张培银“右股骨干骨折后，股骨畸形愈合(内翻)，膝关节退行性变，股骨干异位骨化。”

　　至今，张培银的二次手术依然未做，行走时仍不得不拄着双拐。

　　利益作祟各取所需，合力导演“走穴”乱象

　　根据卫生部有关规定，医生外出会诊，医院和医院之间要有会诊手续，医生应该经过所在医院同意并登记备案后，才能出诊。不过，由于私下“走穴”比通过“医务科”外出会诊能获得更可观的手术报酬，在逐利意识驱动下，一些医生更热衷于私下“走穴”。

　　天津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外科医生说，一名外科主任每月从医院领到的全部收入约1万元，但“走穴”做一个手术就能得到两三千元报酬，有时还有“红包”，以每周“走穴”接一两个手术计算，灰色收入十分可观。

　　然而，“治病就像接力跑，是由诊断、术前准备、术中和术后康复4个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分会常委、天津肿瘤医院副院长李强教授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李强认为，再权威的专家也只能解决其中一个环节，或在某一环节起关键作用，而无法解决其他3个环节。但一些“走穴”专家往往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医疗失误风险大大增加。

　　正如大港医院负责人坦承，于建华作为骨关节专家，对于骨盆手术并不十分内行，术前估计严重不足，原定3小时的手术最后持续了近9小时，加大了手术风险。一位骨科医疗专家在看了张培银的骨折X光片后惊问：“作为骨关节专家，怎么这种超范围的手术他也敢做呀！”

　　而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选择在小医院让“走穴”医生做手术实出无奈。李秀英说：“我分别咨询过市级医院和区级医院，手术治疗都要花几万元。为了省钱，我们只能到王庆坨医院做一万多元的接骨手术。”

　　齐喜文死亡医疗事故发生后，大港医院方面曾表示，骨盆手术是高风险手术，作为二级医院，大港医院承担这种手术有一定难度，当时就应该把患者转到更高一级医院。

　　“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优质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医院，中小医院所能接治的往往是小病患者，治疗费用也不会太高。”天津市社科院研究员陈月生说，为招揽和留住病人，一些中小医院会不顾条件和能力限制，力邀大医院医生“走穴”，冒险开展超能力范围的手术，以期“肥水不流外人田”。

　　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服务的律师于志宏告诉记者，三级医院各有能力所及的诊治范围，然而在医疗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激烈的竞争早已把病人变成了医院眼中的资源和效益。

　　“走穴”屡禁不止折射医德滑坡

　　为遏制医生私自“走穴”行为，2005年卫生部出台《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未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医生不得擅自外出会诊，可现实情况却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医生“走穴”现象愈演愈烈。

　　在各地许多农村卫生院门口，都可以看到“某某科专家本院应诊”的牌子。知情人透露，这些医生是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下来“走穴”的，有的是固定时间来做手术，有的是电话随叫随到。

　　医生“走穴”屡禁难止，暴露出当前医德医风的急剧滑坡。天津某知名三甲医院院长曾这样对半月谈记者说：“现在的医院，回去把自己所有的医生拨拉一下，有一半没个医生样。有的医生只看病历和片子就敢贸然下诊断、动手术。”

　　在利益诱惑面前，有些医生“病”得不轻。那句“我要清清白白地生活和行医”的希波克拉底(古希腊著名医生)誓言早已被这些人抛在脑后，为赚取外快纷纷“走穴”。从收受红包到索要回扣，从过度医疗到虚高收费，从开大处方到名医“走穴”，医疗市场的这些乱象不仅损害患者的正当权益，也玷污了“白衣天使”的圣洁形象。

　　采访中，一些老百姓直斥：一大批豪华大楼拔地而起，世界一流医疗设备比比皆是，这些靠什么投入？靠的是药品的高额利润、过度检查和虚高收费。十几年间，一个阑尾手术的住院费、手术费、治疗费能从100多元飙升到没几千元下不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蔡声霞认为，医院和医生以牺牲医德为代价一切“向钱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医疗市场化改革和医院的公益性质发生尖锐对立时，医院和医务人员本能地选择了经济效益至上。事实上，一些医生的医德丧失，正是与医疗机构的要求、默许、支持甚至放纵密不可分。

　　专家们认为，医德滑坡的重要原因是制度“失范”。“诊治”医德沦丧，仅靠医生自律远远不够，还要有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和医疗机构能加快制度建设，对违规行为严格问责，用体制的力量遏制医院和医生的逐利冲动，用制度之剑整肃日渐失色的医德医风。（记者　刘元旭 张涛 黄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