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翼城二胎化试点20年

　　试行二胎化试点的翼城自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

　　本刊记者/杨正莲(文) 刘震(摄影)

　　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农民常茂忠手上夹着一支刚刚点燃的香烟站在自家院中。他看着眼前跳跃的小孙女，不由得心里盘算：“春节过后，再把小女儿嫁出去，这辈子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时候。大女儿已经招亲，并为常茂忠生育了一个孙女；21岁的小女儿即将出嫁——养育了两个女儿的常茂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差不多就快功德圆满了。

　　虽然小女儿刚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张罗着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儿其实都是晚婚晚育的实践者。这和中国近三十年所倡导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

　　与全国其他地方农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农民生育两个孩子，都属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国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

　　这个被简称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自1985年开始在翼城试行至今，已有24年。

　　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岁的常茂忠终于完婚，他赶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常茂忠是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结婚的，他那时的贫穷和百废待兴的中国并无二致。建立在牺牲和限制农业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使得农民普遍处于贫困之中，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

　　同时，全国有两千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农办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这个庞大队伍令当时的各级政府深感头痛。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城镇青年的就业和待业问题、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

　　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计划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认为，计划生育或者节制生育是工业社会以来人们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中国那时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等不及完全依靠生产力的发展来控制人口。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2000年则要达到1000美元。据测算，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实行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1980年2月2日，陈慕华在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讲话说：“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会议认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这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各级政府在计生工作中厉行“一胎化”。

　　“那时候的主导思想就是一胎化，我们的弦绷得很紧。”时任翼城县某乡镇一把手的冯才山回忆道：“干部家属要带头做绝育手术，也有觉悟不高不愿意做的，分管计划生育的副县长就亲自去看望，那时候是理解的要争取，不理解的也要争取。”为此，冯才山他们没有少得罪人，“我们都把这当作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去完成。”

　　“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别的什么都不管。”冯才山苦笑着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当年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

　　为了计划生育这个“天大的难事”，各级政府不惜动用各种力量，“只要超生就罚款，强制命令，罚多罚少都没准儿，家里有什么就抬什么，如果和工作人员发生冲突，公安局就抓人。”时任翼城县计生办主任的安斗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的工作“盛况”：“县里、区里干部都下去，大家非常重视。”

　　这期间，1980年10月，常茂忠的大女儿出生，取名“常伟”，常茂忠想着，要再生一个儿子，多一个男劳动力帮忙干重活。因为穷，常茂忠夫妇借住在别人的一间半土房子里，他和妻子铆足了劲儿养家糊口并梦想着盖房子生儿子。那时，他们还无法想象，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将怎么熬过贫穷，怎么养老——儿女双全是人们普遍的生育愿望。

　　显然，常茂忠他们不可能接受“一胎化”生育政策，“基本都生二胎，还有一部分是多胎，要占到百分之二三十，翼城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了。”安斗生说。

　　资料显示，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其中农村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生育水平高低。一般认为，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时，该国的人口总量相对稳定，人口学上称之为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上述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在各级计生系统严密控制下，中国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这也意味着，那时大多数的农民家庭都因为生育了二胎而受罚，没能真正尝到农村经济复苏的甜头。

　　中央也曾试图化解“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1981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认为，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要放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第一，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有实际困难的，可以批准生两胎。

　　梁中堂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党委、政府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1982年中央11号文件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

　　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翼城农民常茂忠比起全国大多数农民来，显然是幸运的。他在1988年顺利实现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愿望。

　　这与人口学家梁中堂密不可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从1978年开始参加中国人口政策讨论。

　　1984年春节，还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说：“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经过层层审批，1985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周伯萍批准在山西试点。被选做试点的翼城县位于临汾地区东南端，是侯马到晋东南的必经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各占三分之一，农业人口占78%，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县，农民人均收入300元左右，经济中等偏上。

　　选取这样一个普通的县城，梁中堂的初衷，是要证明“晚婚晚育加间隔”是一个无需专人控制，即可以在农村普遍复制的生育政策。

　　“同时，我们也想在一个人口底子比较清楚的地方做试点。”梁中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意愿非常重要。”临汾地区和翼城县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赵军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该县在80年代初是山西省计划生育战线的先进县。

　　时任翼城县委书记的武伯琴甚至还没有听完梁中堂的介绍，就立即表态说：“翼城县做这方面的试点，是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别说试验成功了对我们县有好处，即使试验失败了，对翼城县的农民来说，能有什么损害？我代表县委欢迎您选择翼城县做实验。”

　　在翼城县调查摸底的过程中，梁中堂发现，农民对于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基本同意，“哪怕迟一点生，只要能生两个孩子，哪怕是两个女孩都行。”

　　时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等几位计划生育干部的业务素质和对工作的投入精神也令梁中堂兴奋不已，“翼城县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条件至少不是较差的，如果在这样的县里由我亲自指导试验还不能有明显的效果，我提出的办法在全国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试点的最终目的在于，要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来。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试点政策的控制重点是女性年龄。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年龄推后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

　　具体操作中，女性的初次生育指标和结婚证书同步发放，而农民家庭要求生育第二胎的，则要在妇女27周岁前提出申请，由乡一级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审批后，列入全县生育规划，并发放准生证。安斗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想生两胎必须晚婚。”

　　1985年7月翼城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强调试点政策“至2000年不变”。

　　当时，翼城县总人口26万，约占山西省总人口的1%；以“晚婚晚育加间隔”政策推算，2000年总人口可以控制在29万多，接近中央下达给山西省人口目标3000万的1%。

　　没能推广的试点经验

　　“晚婚晚育加间隔”试行后，翼城县的干群关系改进，“那时的工作重点在于，能不能实行晚婚，能不能实行晚育，能不能实行间隔生育，主要抓这三关。”安斗生说，通过宣传，人们的生育观念慢慢改变，计生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做，“独生子女少，三胎也少，还是二胎多。”

　　常茂忠们的婚育观念在试点中也发生了改变。1988年，常茂忠的第二个女儿诞生，“既然生了，我也不太在乎是男是女，女孩也能养家，女孩照样可以成才。”常茂忠承认最初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他现在很为自己养了两个女孩庆幸，“生了女孩是福气”。

　　2005年的时候，大女儿结婚，招了上门女婿：“我就要在家里照顾父母。”大女儿的孝顺让常茂忠非常欣慰，他逢人就称女婿为儿子。在翼城，像常茂忠这样招上门女婿的做法非常普遍，某些村庄甚至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都是招亲，有些上门女婿还被选做村干部。

　　2007年，小孙女满一周岁的时候，女儿女婿就决定要领取独生子女证，常茂忠很快就认可了女儿女婿的选择。

　　他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毕业，没有二十来万根本不行，“这家伙现在可了不得，老是嚷着要买好吃的好玩的。”

　　邻村东浮图村的李跃虎夫妇则犹豫了好多年：“养孩子不容易，不能说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书了，你现在出去打工说是初中毕业就没人要了。”同样是靠“打工+种地”谋生的李跃虎，对于20万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充满了忧虑。

　　“要娃少，负担轻，可是上了年纪又没人管。越穷越要娃，负担太重。”李跃虎对于养老的担忧和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我爷爷只生了妈妈一个人，爸爸是招亲过来的，现在我妈妈都七十多岁了，还要管我九十多岁的老爷爷。”

　　李跃虎不愿意自己年老时也像母亲和爷爷那样凄凉。2008年6月份，李跃虎的妻子在34岁高龄上又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大儿子已经12岁了。李跃虎夫妇俩现在最惆怅的是：两个儿子就是不上大学，每个人娶媳妇也要花个八九万块钱。

　　常茂忠则相对要轻松许多，他现在既不发愁自己的养老问题，也不担心女儿：“现在年轻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存钱给自己养老，怕什么！”家里新配置的空调和电脑也时刻提醒他要紧跟时代步伐。

　　尽管人们仍然普遍希望养育两个孩子，但是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已婚夫妇已经越来越多。目前，翼城约有八分之一的已婚育龄妇女家庭主动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双女绝育户达到双女户总数的80%以上。

　　2000年，翼城县的总人口是30.023万，实现了试点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总量控制在30万人左右的目标。同时，占山西省人口总数的比例也从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

　　2000年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

　　翼城经验显然对决策层有所触动。1986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讨论了翼城试点的作用和意义。1987年9月，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王伟考察翼城试点工作，并在该县主持召开了全国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梁中堂建议，在山西全省有步骤地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的办法，但是因为当时省委领导的看法不一致，翼城县的经验没有得到推广。

　　全国人口形势在计划生育20多年后也发生了变化。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有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有1／3在60岁以上，80岁以上的有上亿，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新的人口形势下，山西省人口计生委近日规定，从2009年6月1日起，符合规定生育二胎的夫妻，将不再受“女方必须满28周岁”的年龄限制。全国30个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地方省份中，也累计有10个地方取消了合法生育二胎需要等3年或等4年的时间限制。

　　翼城县计生局局长韩家芳目前最担心的是，在其他地方相继取消生育间隔的情况下，翼城县的“晚婚”和“间隔”的要求将如何贯彻实施：“这个给基层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比如，24岁生育了第一胎到28岁才能生第二胎的这些育龄妇女，我们要重点管理，这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翼城试点带来的经验能否带动其他地方走得更远些？梁中堂说：“不如让人们自由决定婚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