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点拨未成年人的心路迷津

　　中国的父母特别敏感于孩子的缺点，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为什么失掉了5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周大平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大大改善，然而，学习的压力、亲情的困惑、留守之痛、家庭暴力，等等，构成了许多孩子成长中的一连串烦恼。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疏于教会孩子们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不少教师和家长更不知如何疏解孩子们郁闷的心结，中学生、大学生自杀事件，未成年人杀人事件时有发生。

　　年前，北京黄埔大学关心下一代成长研究院组织的一个高峰论坛上，若干资深的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工作者立足于各自的专业，纷纷点拨未成年人的心路迷津，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建言献策。

　　为酷爱网游的孩子把脉

　　2008年11月初，我国首个《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在京通过了专家论证，这意味着医学界从此对网络成瘾不仅诊断标准化，而且治疗也列入精神疾病范畴。这给多年研究青少年迷恋网游心理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晶添了几分忧虑。

　　高晶曾搞过一次活动，把一些酷爱网游的孩子送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训练营，每天带着他们正常上课。“任何东西成瘾后停用都会有某些反应，网瘾的表现一般有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等。”高晶想通过观察他们脱离了网游环境后的反应，判定他们有无网络成瘾。结果这些孩子整整10天都生活得挺高兴。接着他又把他们送到县城的一个网吧随便玩游戏，“说好两小时后必须跟我走，结果时间一到，他们痛痛快快跟我上车离开了。”

　　高晶担心个别医生会把这类孩子按精神疾病治疗。高晶说：“网游的诱惑确实不小，我也会连续玩上10个小时不动地方，这样对身体的损害特别大，但最大的损害是把一个人该做的工作的兴奋点吸引走了，因此带来学习和人际交往上的很多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洪健认为，严重的自恋和强烈的自卑，是现在的孩子人格发育上的两大问题，前者表现为特别的自我，什么东西都以我说的为准，别的孩子都得听我的；后者则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酷爱网游就是表现之一，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自我价值的体现，学习不行，也不被老师喜欢，但在网游里他会冲关，会积累非常高的分数，这个非常好的感觉紧紧连接起他的自我价值感。

　　在与酷爱网游的孩子们接触中，高晶发现了家庭教育中的亲子冲突和逆反心理：“这些孩子都跟家长不和，没有一个是和父母亲手拉手到我这里求助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逆反是发育中的人对社会、家庭、真理等逐步形成自我认识后形成的，一般十二三岁达到高峰，十四五岁基本消失。一次在西单图书大厦给孩子们做互动式的心理辅导，高晶问：“你们都逆反了吗？”几乎所有小孩都举起手。他又问眼前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你怎么逆反了？”孩子竟说：“我早就逆反了！”他分析，孩子们在信息爆炸中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当认为自己比家长的见解高明时，就要抵抗导致逆反，酷爱网游的孩子也一样。

　　为什么家庭关系问题会成为孩子出现交往障碍等心理问题乃至犯罪的一个原因呢？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周湘斌教授认为，中国用30年走完西方用200年经历的现代化进程，这么快的变化速度使今天的家庭难以适应，于是出现浮冰家庭——漂浮在水面上的冰，看似完整却随时可能分崩离析。我们现在的家庭关系就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脆弱状态，孩子往往是这种状态的受害者。最典型的是2002年6月造成30多人死伤的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三名纵火的中学生均不足15岁，他们中一个父母离婚，一个单亲，一个父母正闹矛盾，浮冰家庭状况成了他们犯罪心理形成的一个因素。

　　高晶说，真正有问题的孩子在两头——精神病院和拘留所各占2.5%。中间正常的95%这部分孩子，需要各界更多的关注，“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希望探讨如何弥补和改善现有教育模式，比如组织一个个团队活动，对有心理障碍的孩子，由专人负责进行干预、训练，逐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大学生跳楼，每年总有发生”

　　免费师范教育是2006年国家推动的一件大事。两年多过去了，有的免费师范生存在着这样的情绪——对毕业不能考研，还要到农村任教10年感到郁闷。局外人则认为，这相当于一个合同，你享受了国家提供的待遇，当然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况且农村教育一线确实需要大量受过师范教育的师资呢！说起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周仁来教授举了一个例子：学校每学期办的专家讲座，只要是加强自身修养、培养公民道德、担当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就很少受到欢迎。

　　除了特殊教育面对的庞大群体(我国在7000万人以上)，人们通常所说的学生的阅读障碍、社交障碍、考试焦虑、学校恐惧、强迫症等，都是正常人群中的问题。比如现在每年超过1000万人参加高考，如果一个考生要两个及以上相关的人为他服务，就会牵动相当多的人，事实上这个群体中10%到15%的人处于考试焦虑状态，成为引发问题的潜在群体。周仁来说，在中小学生身上，除了考试焦虑，还叠加着学校恐惧，这几年不断有家长带着孩子向专家求助，很典型的问题就是拒绝上学。如果家长一直强迫孩子朝六晚五(下午放学后要参加特长班)那他就可能恐惧上学。

　　此外，攻击行为在青少年中有所抬头，现在在一些小学就有孩子拉帮结派，到了中学，这种准帮派的性质更加明显——谁不听从上面大哥的安排，谁就得吃苦头。孩子的帮派行为到他们成年后很可能带来社会问题。还有社会交往，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兄弟姐妹的概念消失，使孩子从小没有交往的伙伴，也不会与同龄人交往。

　　许多大学老师对此颇有感触：校外来的客人学生不会接待，同寝室的学生不会相处，组织同学搞活动不知如何组织。“大学生跳楼，每年总有发生，有的大学在九月份已经把全年的指标跳完了。”其实这种悲剧在中学也有，一位专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被老师批评：“你的作业怎么这么脏，是不是一边写一边玩给弄脏的？”就这么一说，女孩转脸就从窗户跳下楼去。周仁来说：“我们找原因，不外有交往障碍、考试焦虑、学习恐惧等，把有这些问题的人加起来，有可能超过7000万的特殊教育人群。这些人终归要就业，要组建家庭，如果问题一直存在，必然带来婚姻、家庭、工作等方面的麻烦。”

　　这也证实了周湘斌的一个观点：大学生出现的问题大量积累在初高中时期。周湘斌主要从事社会弱势群体的工作研究及专业教学。她遇到过一个高二学生，已经表现出面临第二年考试的强迫症。这个孩子每天都说自己得了艾滋病，于是不停地洗手，一星期就要用掉一块肥皂。“最初我以为他是考试焦虑，后来发现问题出在他父母的关系，以及他父母在教育他哥哥时的分歧上。”她说，孩子产生考试焦虑之类的心理问题，多是家庭问题的折射。

　　吴洪健认为，一个孩子如果在家里和班集体内没有得到爱的滋润，长大了就会对人非常冷漠。要给中小学的心理老师做培训，干预性辅导孩子的心理问题，最重要的是给学生一些爱，使他有被人接纳的感觉。现在北京市的中小学大多配备有心理老师，学生如果有需要就可以去咨询，但有的孩子感觉不安全——怕心理老师与家长沟通，或因为自身有心理障碍而不会主动找心理老师求助。而以课程的方式，设计一个自然的人际关系环境让孩子去玩，效果会好得多。

　　孩子心理折射出社会环境问题

　　高晶考查孩子的成长，首先从心理学去分析，其中学习动机是一个大问题。他到学校问孩子：“为什么学习？”小学生说不清。再问：“你长大要做什么样的人？”初中生说没想过。又问：“高考填志愿谁决定？”高中生说妈妈决定。高晶感叹，在现实的大环境下，很多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标准就一条——“考上大学就是好样的，考不上这辈子就完了。”

　　吴洪健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有个女大学生觉得上学没什么意义，说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学的专业是我妈选的，上学不能交男朋友，也是我妈的意思”。吴洪健说，这些孩子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小，多是因为从小家长管得过多，老不放心，一直替孩子做这做那，这个孩子即使长大也会觉得自己很没底气，得依赖家长。

　　吴洪健有一个心理咨询机构，专门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做一对一的辅导。她说，人的性格和人格在六七岁就有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到了大学跳楼自杀，不会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积累，这个自我意识中内化着家长的许多感受。家长和小学、中学教育忽略孩子人格发展的结果，是孩子形不成一个良好的自我价值，即使读过大学也没法适应社会。

　　除学校教育的因素，吴洪健通常需要家长来配合治疗。“因为许多家庭的基调是家长控制孩子，孩子也会潜移默化地学到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要提醒家长，人做了家长，孩子也在成长，家长要面对很多价值观的冲突，只有不断学习才会成为成熟的家长。”她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合作在学校开展亲子培训，请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吴洪健强调，家庭给予孩子的东西，在孩子以后的成长中是会呈现出来的。

　　周湘斌提倡把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从家庭放到社区的正常环境里，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正规帮助和社区服务。所谓正规帮助就是通过学校的社会工作，开展家庭辅导，帮他们重新建立亲子关系。周湘斌说，对矫正中的未成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现在基本上是沿袭少管所式的隔离教育，这些孩子回到社区许多又重新出现问题，说明隔离式矫正无法解决问题。应该从家庭着手，把家庭和孩子都放到正常环境里，除了对这些孩子提供心理学层面的专家式辅导和服务外，还有必要提供大量专业的社会服务。

　　回归“学生需要”的视角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许莉娅副教授认为，通常从思想政治这个角度讲的青少年教育，其内涵有知识的给予，也有“我要改造你，因为你是错的”意味，前提就带有对青少年的某种否定，“社会工作的视角则不同，我们会把孩子的一些状况、处境看成是他的一种需要，然后我们去给他提供这种需要。”

　　她在青少年服务的培训项目中，经常为大学生做团队辅导和个别辅导，在团队游戏中促使团队成员获得更多的群体经验。她说，与服务对象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可以使服务效果达到最好——“如果你得不到他的信任，你的信息就不会通过他的大脑去琢磨，更不会促使他身体力行，建立信任关系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接纳你。”

　　“首先你得接纳孩子。”一些父母求教怎样引导孩子，许莉娅的回答是，“这取决于父母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孩子是多事的闹事的，强迫孩子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我再怎么教你技巧都不会有效果。

　　在许莉娅看来，“问题学生”这个已经司空见惯的概念不妥，一是可能会把青少年标签化，二是可能会针对人而不是针对问题，三是可能是对人的一种否定。青少年本身就逆反，“你把他从大的群体分离出来，他就会抗拒，让他消化你的想法就非常难。”

　　许莉娅认为，如果把孩子的问题当作成人问题的反应，就会针对问题而不针对人。把问题与孩子剥离开来属于一种后现代的助人模式，孩子会觉得“我这个人，你是认同的，只是我的行为有一些问题，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接受”。把学生的问题当作需要会更好一些。

　　许莉娅说，当一个人被贴上负面标签时，自觉不自觉就会朝标签方向发展，这时如果指出优点，他心里的感受就截然不同。怀疑就是病态的表现之一，尤其是中国的父母特别敏感于孩子的缺点，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为什么失掉了5分。最要命的是往往把一个人的问题从环境中抽离出来。正确的做法是对学生个人的评估“以问题评估为本”，关注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自我决定的过程，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要给学生传递“你是有能力的”理念，以此激活他们的潜能。

　　不剥夺孩子的权利

　　“尊重是我们社会工作的一个价值核心。”许莉娅不会忘记那一堂课：她让全班同学闭上眼睛，回想自己从小到大不被尊重的最深的经历，结果居然都是在学校受过老师的羞辱。有个学生说：“我犯了错，老师叫我出教室，然后把门一关，用树枝抽打。”还有学生说：“一次我上课迟到，老师叫我举起双臂整个身子贴在黑板上，就像电影里警察用枪抵住坏蛋后背。”许莉娅噙着泪问：“你们的家长知道吗？”学生们的回答令人心酸：“受到什么委屈都不能让家长知道。”

　　许莉娅说，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在学校可能被羞辱过，更不知道羞辱对孩子人格的健康成长会有怎样致命的影响。人格象征权利，每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中小学都有班主任、思想品德教学、后勤保障、心理治疗、共青团少先队这五大系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帮助，恰恰是学生在学校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时，没有谁来提供帮助。社会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服务，就是维护服务对象的权利。美国耶鲁大学有个学生法庭，学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有律师免费为他辩护。人格在伦理的意义上还与利益相关，尊重学生的人格，就要尊重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需要。尊重的底线是不羞辱、不诋毁、不嘲讽，进一步才是接纳学生、关爱学生。

　　许莉娅通常让学生写三个问题——我有什么优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做什么。目的是让他们发现自身的优点，懂得如何挖掘自身优势，给自己一个客观的评价，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对待自己。

　　把系统论生物学的一个观点引入自己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对学生的了解和评估做到“三个面向”，构成了许莉娅“人在环境”教育培训框架的亮点：

　　一是生命面向。有个孩子学习一直上不去，后来发现他听别人说话总是侧着头，到医院一查，他的一侧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医生说这种状况持续了七八年，可妈妈却没注意到。还有个8岁的孩子出现呕吐，家长没有重视，等到严重时去看医生，被确诊为脑癌，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两周。所以，孩子的生命需要父母时刻关注。

　　二是心理面向。有的孩子问题出在认知，有的出在意志，如果他知道要好好学习，但没有毅力，就可能是因为情感方面的障碍。

　　三是社会面向。影响孩子的环境系统有家庭教育、家长与老师的互动等。

　　许娅莉说：“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时，一定要从这‘三个面向’多了解他的信息，这方面的个性化介入要比单纯心理介入广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