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未成年人精神卫生之忧

　　当今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之中，剧烈震荡的外部环境搅动着人们的心波；价值观的重建非一日之功，却是一日又一日地在无数颗心灵的煎熬中累积着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神经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折射出中国社会的诸多面相，也呼唤着更多的关爱与援助。

　　儿童行为障碍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增加之势，这最让人忧心。孩子们那颗稚嫩之心最不懂得对社会的防御，他们本该得到更多爱的充实，却日复一日地承载着繁重的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期许。君不见一茬又一茬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便被推上人生的“起跑线”，他们本该享受更多的天真漫烂，在快乐中领悟生命的真谛，发展出健全的人格。可是，扭曲的教育评价着扭曲他们的世界，太多的课业负担使他们很少有时间与自己相处，他们必须按照大人的指令来安排生活，他们的自我意识日渐萎缩。失去一颗强大的心，他们的生命就很容易被风浪折断。

　　孩子的心灵是一面镜子，清晰映射出世间乱象。这些年来，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刺激着成年人竞争生存的意识，丛林法则开始泛滥，情感被缩减为PK，感动被缩减为人气，对知识的兴趣被缩减为分数的高低……社会异化的阴影打在孩子们的心上，暴露出深刻的复杂性。目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涉及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与制度等，均与未成年人健康心智的养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为救救孩子，我们应积极建言。

　　导致儿童行为障碍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因素还有许多，在此无须一一赘述。最需要考问的是包括各级决策者在内的每一位成年人的态度：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爱去抚慰那一颗颗幼小受伤的心灵？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发展让孩子免于精神困扰并可及时提供救济的制度？□(文/王军)

　　《瞭望》文章：排长队的精神疾病患儿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国际15%~20%的平均水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2008年底的一天，7点40左右，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的儿童精神科候诊区已经坐满了人。

　　8点刚一开诊，主任医师刘靖的诊室就涌进5个家长请求加号。芬芬的母亲说自己6点就来挂号，但排到自己号已挂完。

　　北大六院的儿童精神科在国内素负盛名。刘靖本人自1987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后即分配来到该院，目前已成长为业内知名专家。

　　刘靖给芬芬加了一个号。她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种一号难求的情况非常普遍，“现在儿童精神类疾病患病率较高，专业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却很少，医疗需求很难满足。”

　　北京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邓小虹在2008年10月披露一组数据：1984年北京地区儿童行为问题患病率为8.3%，1993年为12.9%，2002年北京中关村部分重点小学儿童行为问题患病率为18.2%。邓小虹认为，北京市儿童行为障碍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增加趋势。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主任委员郑毅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儿童青少年是心理障碍的易感人群。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国际15%~20%的平均水平。”

　　“相当数量的孩子根本就得不到治疗”

　　北大六院的儿童病房成立于1992年，是中国最早收治各种精神及心理障碍儿童的专科病房之一，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儿童病房。该病房共配置医生11人、护士14人。现设床位38张，年收治患儿200余人。儿童门诊量每年约为15000人次。

　　据刘靖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国内单独开设儿童精神科病房的医疗机构屈指可数，大致包括北京安定医院20张床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张床位、南京脑科医院约35张床位等。四川华西医院的儿童病房和老年病房在一起，目前该院计划建立单独的儿童病房，可能有30张左右的床位。

　　从北大六院床位和收治患儿的情况推测，全国每年能够接受住院治疗的患儿可能只有数千人。

　　据2002年印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估计，中国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约3000万。

　　郑毅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儿童精神科医生大致占所有精神科医生的1/4，我国的专职儿童精神科医生则不到200人。“是一支仅仅不到200人的队伍在与中国儿童的精神疾病作战。”

　　“国际普遍认同的一个数字是，在患儿中能够得到合适诊断和治疗的只有大约1/5，我国的数字就会更低。”郑毅说。

　　2008年12月11日是刘靖的出诊日，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挤满了从黑龙江、甘肃、河南、湖南、山西等地赶来的患者及家长。

　　“相当数量的孩子根本就得不到治疗”，刘靖说。据她观察，能到北大六院给孩子看病的家长，大多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知识上有精神疾病这个概念，二是经济上有一定基础。

　　“有些孩子虽然来了，但孩子所患精神疾病却难以治愈，这也让人感到痛心。”

　　比如8岁的依依——一位孤独症患者，不爱搭理人、也不会与人沟通交流的问题，将可能困扰她的一生。

　　“假如她喜欢某个小朋友，她表示友好的方式就是拿小尺子敲人家，或是拽着人家就跑，别的孩子因此不愿意跟她玩。”依依的妈妈向刘靖陈述。

　　依依在边上听着这话，表情仍是笑嘻嘻的。

　　孤独症，又名自闭症。大致而言，患儿往往存在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症状，即：社会交往障碍、言语和非言语交流障碍、兴趣狭窄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这些孩子大多数伴有智力发育的落后，少数患儿可能表现出过人的记忆力、出色的计算力等，似乎是一个天才和白痴的综合体。

　　研究表明，某些儿童青少年期的心理障碍与成年期精神疾病具有相关性。诸如品行障碍、孤独症、情绪障碍等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心理障碍均会影响成年期的精神健康。

　　疾病总负担里的增量

　　孩子病了，家庭重心不得不迅速转移到给孩子治病上。患儿的治疗费用和时间、看护孩子所需的费用和时间，让大多数家庭犯难。

　　湖南孤独症患儿同同快4岁了，从2岁多开始，他的父母就带着他四处求医，跑遍了湖南、上海、北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

　　“花钱花时间就不说了”，同同爸爸说，更让他犯难的是如何抵御特效药物的宣传，“我前几天还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有能根治孤独症的药，一个疗程要1000多块钱。理智上当然知道这肯定是骗局，但总还禁不住想去买药给孩子治病，盼着出现奇迹。”

　　同同妈妈则叨念着：“医生，我们太宠着他了，小时候总抱着他，不怎么跟别的孩子接触，是不是这个错导致孩子得病的？”

　　刘靖否定了同同妈妈的这种想法，请她不要自责。

　　刘靖对本刊记者说，懊恼悔恨的心理常常折磨着精神疾病患儿的家长。“他们会把责任归咎到自己，认为是自己对孩子关心不够、关心不当造成的。”

　　据《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提示，在前10位造成功能残缺的疾病中，有5个属于精神障碍。

　　2004年，卫生部官员曾公开表示神经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已经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

　　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

　　精神疾病患者的一些破坏性行为也会造成社会损失。郑毅说：“研究已经很清楚了，成人的精神疾病往往与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精神障碍有关，而且精神疾病是可预防的，如果这个工作开展得好，世界公认能够减少50%的犯罪。”

　　“该吃药的绝不仅仅是孩子”

　　郑毅认为，精神疾病的致病因素包括生物因素(遗传或外力致使大脑受损等)、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等，其中，包括家庭、教育、社会风气等在内的社会因素影响很大。

　　“可以说，孩子的病与社会的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社会问题引发、加剧了孩子的病。”郑毅感叹，“该吃药的绝不仅仅是孩子。”

　　刘靖对本刊记者说，很多患儿都向她反映家庭的矛盾，以及与家长之间的矛盾等。由于社会变迁，原有的大家庭逐渐变成小家庭，特别是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孩子与其他人沟通的机会相对减少。此时，父母关系是否融洽、亲子相处是否和谐等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很大。比如，孩子对人冷漠、充满敌意等，很可能与父母经常相互争吵，导致孩子接受较多负性情感，心灵遭受创伤有关。

　　数据显示，自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以来，我国离婚率不断上升。根据民政部的离婚登记数量表，1978年，我国的离婚率是0.35‰，1988年为1.1‰，1999年和2000年均为1.91‰，2005年为2.73‰。2005年比1978年上升了近7倍。

　　“加上现在孩子面临非常大的学习压力，而父母在学习成绩上很难给孩子松绑，有的孩子会感到父母重视的只是学习成绩，对自己其他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感到父母根本不爱自己。”刘靖说。

　　“一句缺乏逻辑的混账话”

　　郑毅坦言：“孩子反复被灌输的理念是竞争，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可以说，这种过分关注文化知识学习的教育理念造成孩子大多患有‘知识消化不良症’，害了一代人。”

　　他看到，家长教孩子背书、认字非常普遍，但教他们懂规矩、讲礼貌却很少，总认为这些等孩子大了自然就会了。“但实际上，教孩子学规矩、学礼貌正是教孩子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在社会立足。”换言之，这相当于一个GPS(全球定位系统)，帮助孩子定位人生。

　　郑毅曾见到一个3岁多的小孩，能把《三字经》从头背到尾，但应变能力很差，学习成绩也不好。“我就想，实事求是地说，小孩都是喜欢玩的，不可能喜欢死记硬背知识，所以家长要让孩子记住这些知识就要哄着他学、骗着他学，于是常常把奖赏跟孩子背出知识作交换，但这很容易造成孩子日后厌学。因为总有一天，孩子会觉得奖赏的诱惑没有学习的痛苦大。”

　　他曾调查过某校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发现60%的学生不爱学习，最小的只有6岁。“6岁，几乎是一个才刚刚开始学习的年龄，但孩子说，他刚开始说话就被要求背唐诗，刚能够认字就被逼迫学写字，对他来说，学习是跟痛苦联系着的。”

　　郑毅说他“对现在的教育非常失望，也对所谓的少年大学生等提法比较反感。”

　　王安石1043年写下名篇《伤仲永》，充满了对一个神童“泯然众人”的惋惜，认为失在仲永之父“不使学”。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问题的表现已大为不同。时下社会流行的，是各种超常班、天才班，几个月大的孩子就被家长带去参加名目繁多、价格不菲的亲子班，甚至在母亲腹中就被要求接受胎教，收听世界名曲、英文教材等内容。

　　“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不知道是谁最先说出来的一句缺乏逻辑的混账话——却早早就在文化层次较高的家长们中间流行并被推崇为至理名言。”作家池莉在她的《来吧，孩子》一书中写道，“几乎人人都在逼迫自己的孩子学习，用超大量的课本知识全部侵吞孩子自然生长的生命知识和生命快乐。整个中国的儿童教育铁板一块。我再也无力反抗这众口一词的巨大现实。”

　　郑毅认为，真正能够成为“神童”、“少年大学生”的毕竟是少数，即便真的成为“神童”、“少年大学生”的孩子，他们中也有不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比如交际障碍、难以自立等。

　　即便天才如凡高、贝多芬，一个开枪自尽，一个难以与人相处，怕也不是理想的人生。

　　郑毅说：“我是怀疑天才教育模式的，也很不喜欢‘少年大学生’这种培养方式，我认为，家长不必把孩子的特长、天赋等当作炫耀的资本，而应当更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看重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

　　“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父母们怎么就盲目到了无知的程度，居然个个深信并接受如此违背天理常情的教育方式呢？”池莉在书中发问。

　　郑毅给出答案：社会风气的鼓动。

　　作家余华在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这句话被认为准确道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切身感受而流传甚广。余华本人也因为《兄弟》而应邀出席2007年中德心理治疗大会，就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发表演讲：“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

　　他举例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最想得到什么礼物，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余华说。

　　跨越发展、一夜成名暴富等所谓“成功”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对名利的追逐搞得成年人都心态失衡，更何况缺乏判断力、鉴别力的新生代。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发表评论：“成功这个概念是非常恶劣的。”在他看来，年轻人认为的成功，“无非就是坐着奔驰宝马、包着二奶、住着豪宅。”

　　在通往“成功”彼岸的独木桥上，只有非常少的“骄子”能够争取到最后所谓的成功，而大多数孩子则不断体验着压抑和失败。

　　“压抑、失败这样的负面情绪，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郑毅说。

　　有的孩子躲进虚幻的网络世界，在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的麻醉下不能自拔，致使学业荒废、亲情隔膜，甚至违法犯罪。2006年新华社的一项调查披露，全国染上网瘾的青少年已经超过1000万人，还有近1000万名青少年正在出现网瘾症状。

　　也有孩子选择自杀。2005年，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服毒，在留给父母100多字的遗书中，秀秀两次提到“我是个差生”，还说“您们养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还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

　　还是一笔糊涂账

　　“巨大的疾病压力催促我们反思现行的一些政策和管理。”郑毅说。

　　在他看来，虽然大家公认“再苦不能苦孩子”，但事实上，“原本就投入不大的精神疾病经费中，99%投向了成人。”

　　甚至，中国至今没有摸清儿童精神疾病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患儿，到底有哪些病种，致病因素又是什么等，都还是一笔糊涂账。

　　郑毅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只能提供一些区域性的调查数据，拿不出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自己觉得很不应该，但国际同行却并不奇怪，因为在他们的想象里，中国仍旧是从前那个贫困落后的国家。”

　　儿童精神科的专业、科普书籍也十分缺乏。“目前使用的主要是陶国泰、李雪荣等编写的教科书，其中由被誉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的陶国泰主编的《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出版于1999年，是我国在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我们已经组织力量对其进行修订，第二版刚刚修订出版。”郑毅说。

　　刘靖呼吁加强儿童精神疾病的科普宣传，“目前一个很大的障碍是知晓率太低，根据公共卫生‘知——信——行’的链条，提高人群的认知率，让人们相信科学的宣传，并采取各种行动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儿童精神科医生，诊治一个孩子需要花二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看18个病人已经很多了。”刘靖说，“但这个速度跟躯体疾病患者的诊治速度相比，无疑非常缓慢。所以，这会直接影响医院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很多地方难以开展儿童精神疾病的住院服务工作。有些医院的儿童病房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几经周折。”

　　郑毅也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政策妨碍了儿童精神科医疗的发展，比如挂号收费标准，与普通躯体疾病是一个价格，没有体现精神科医生的特色。”

　　“如果不果断采取有效措施，精神疾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将难以估量。”郑毅说。

　　芬芬的妈妈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幸运地挂上一个加号。这一次，她清晨6点就带着女儿来到北大六院，等轮上女儿接受刘靖治疗时，已是夜里8点多钟了。□

　　(文中所涉精神类疾病患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