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一粒细小的“SARS”病毒先后“侵入”广东、北京等城市，像一条隐形的毒蛇在人群中穿梭。

　　起初，由于对“SARS”病毒的无知和恐惧，地方政府保持了沉默。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及时决断，公开信息，全民共同击退“SARS”，中国由此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

　　病毒入侵广州

　　2003年春节前，广州，一粒粒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在空气中传播，吸入肺部会出现发烧等症状，就会被“隔离”至死神的门前。

　　市民们通过短信、电话，纷纷向外传说着这粒病毒的可怕，谈论这种“怪病”。后来，医生将它命名为“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人们叫它“非典”。

　　这种病似乎比瘟疫还要恐怖，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通过呼吸就能传播。广州城外的人们口口相传，有人染上“非典”后被隔离，有人已经染病死亡。“什么是非典？”最初，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染上可能就会死。

　　传言比“非典”传得更快，传得更让人恐怖。“广州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2003年春天，全程采访“非典”的《南方日报》女记者张蜀梅，后来写了《在SARS流行前线》一书，其中记述：“2月11日，我从家里出发(去广州)。临走的时候，母亲硬是让我带一些板蓝根，去几个药店一问，板蓝根在前一天已经脱销。药店老板说，都被在广东打工的家人买回去，寄到广东了。”弟弟在她上飞机时，给她买了5瓶白醋。

　　在得不到官方印证的2003年春节，传言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有传言说是鼠疫，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走在街上，和往年一样欢聚在一起的人们，心里却没有往年平静。

　　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图片，入夜的广州中信广场上，一名女孩仔细地从背后给爱人系好口罩，两张本应是甜蜜的脸却绷得紧紧的。

　　新年的喜庆气氛在传言中尚未消尽，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张蜀梅接到信息，广州市政府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情况。

　　新闻发言人介绍，自去年年底，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从2003年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截至2月11日，广州市共发现一百多例该类病例，其中不少是医护人员。

　　“非典”的警报，从广州拉响。

　　北京，SARS来了

　　广州遭“非典”侵袭之后，2003年3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非典”病例。

　　春天的北京，街头，流行戴白色的口罩。

　　地坛医院声像室的摄像师刘志勇，在街头，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铁里的人们，戴着口罩躲闪着站得远远的。现就职于天坛医院的刘志勇说：“当时，非典病房还不让公开拍摄。”

　　2003年3月25日晚上，在佑安医院等医院收治“非典”病人之后，时任地坛医院党委书记的刘建英终于也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的通知：准备接受“ 非典”病人，主要包括司局级干部、港澳台同胞、外国人等重要病人。当时，地坛医院院长一职空缺，刘建英全权负责院内工作，开辟了收治病人的绿色通道。

　　接到医院的指令，感染科主任李兴旺等主力医生，立刻待命，准备进入病区。此前，李兴旺已多次参加研讨广东“非典”诊疗过程，应对“非典”患者到北京后的情况。

　　3月26日当晚，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病人：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是加拿大人。“非典”在地坛医院的战役，已经正式地“打响”。

　　地坛医院已进入紧张的“战斗”。起初，医院的设备不是太多。李兴旺穿起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带着十几名医护人员进入病房，开始为“非典”患者做临床诊断。

　　最紧张的一次抢救，是抢救意大利一名劳工部部长。李兴旺回忆说，当时接到救治任务：治疗病人；保证职工安全。然而，由于紧张的抢救工作，现场的医生暴露较多，给病人打点滴时，有护士的口罩不小心脱落了下来，顾不上戴。

　　从病房出来后，有护士出现发热症状，住进SARS病房。早上在餐厅吃饭，有同事说起，便哭了起来。看见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几岁的护士突然倒下，李兴旺说，这让他很揪心。“当时，还不知道病原，没有想到传染性那么强。”此前，广东和北京先后已有医护人员在救治“非典”时倒下，这更让人替倒下的护士担惊受怕。

　　非典，已经“入侵”北京城。

　　着手建立应急体系

　　到4月份，民间已风传“非典”进入北京的消息，然而，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北京的疫情仍保持乐观态度，并称已经“有效控制”。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质疑。

　　4月13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派了两名官员到地坛医院考察。刘建英回忆说，看完医院的病房、病人病例和防护措施，两名官员肯定地说：“你们的治疗是一流的，你们的消毒防护堪称世界典范，推广你们的经验，将会对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的考察是基于对“非典”的重视，也是基于对中国 “非典”疫情的某种不确定。

　　事实上，自4月8日开始，随着疫情的发展，地坛医院已接到通知，准备开辟了第二个“非典”病房，开始大批收治“非典”病人。刘建英说，4月9日晚上，21名危重病人已经转入ICU主任郭利明负责的重症监护病房。

　　然而，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非典”的表态一直是“有效控制”“没有扩散”。

　　4月3日，卫生部在对“非典”首次表态时说：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便宣布取消了北京的疫区身份，卫生部公布了这一消息，并通过媒体进行报道。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乐观地表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和投资沃土。北京准备着“五一”黄金周，开门迎客。

　　在外媒对国内疫情报道后，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然而，国内所有的媒体对此再一次保持了沉默。

　　意识到“非典”疫情的危害性，国务院立即提出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从4月14日开始着手去做，并将“非典”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卫生部公开疫情

　　北京恢复疫区身份一周后，4月18日，刘建英再次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腾出病房，准备接收大批“非典”病人，地坛医院要专门用来收治“非典”病人。刘建英意识到，非典疫情还在扩散。

　　媒体上的某些信息似乎也预示着疫情的严重——中央两位最高领导人相隔一天，先后对“非典”作出表态。

　　4月12日，温家宝和吴仪等国务院领导，专程到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人员。次日下午，在京首次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专门会议。会上，温家宝坦承，非典型肺炎对我国旅游、交通、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4月14日，在事先未打招呼也未清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他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接到上面“腾病房”的通知，刘建英回忆说，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她迅速组织全院医护人员，将医院的405名病人全部转到兄弟医院。

　　刚准备好病房的4月20日，这一天，几乎和所有国人后来的感受一样，刘建英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对“非典”“出人意料”的重大决定和重大转变。

　　当天，卫生部再一次举行记者会。新上任的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发言，坦率地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很严重，非典有漏报问题。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这个数字是前四天公布的数字“37例患者”的近10倍。发布会上，宣布取消当年的“五一”长假制度，自4月21日起，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

　　紧接着，当天下午，新华社发出消息：“中共中央宣布：撤消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由高强接任，同时撤消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职务。”

　　刘建英说，4月21日，大批“非典”病人开始转入地坛医院，病房全部开放，不再有“普通病号”与“司局级干部”之分，门诊也全部停掉。地坛医院成为“非典”定点医院，以救治重症病人为主。“非典”疫情进入公开化透明化。

　　中央政府有力地主导着抗击“非典”的工作，并且，着力于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建立。

　　守住最后的防线

　　在“非典”病人不断攀升的时刻，刘建英“意外地”接到了新任代市长王岐山的慰问电话。在电话里，市长说，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去医院看望一线的医护人员。刘建英说，那个时候，市长太忙了，哪还有时间！

　　从4月21日开始，“非典”病人每日飙升，最高的一天新增病例达150人。整座北京城，人心惶惶，满城尽戴白口罩。路上，车少人稀。超市，出现抢购风波；餐饮业、宾馆，出现关门歇业，经济陷入萧条。

　　代市长王岐山4月22日“空降”北京后，在第一次北京市常务会议上表态：坚决做到军中无戏言！他邀请WHO的官员在他办公室的隔壁办公，保证“ 我知道的你都会知道。”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对市民们说：“人不自信，谁人信之？”同时，国务院成立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由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统一指挥。随后，北京市中小学全部放假，并对北大附属人民医院开始封闭隔离。

　　地坛医院、小汤山等医院成为防治“非典”最后的防线。

　　刘建英说，自21日开始，“非典”病人的波峰开始往上走，5天时间内，地坛医院收治176例病人，当时占全市“非典”病人的百分之二十。这176人中，40%是被感染的医务人员。

　　那时，设备和人员都不够用，地坛医院的救治压力非常大。在外就读在职研究生的医务人员，纷纷主动回来，到一线参加救护，“没日没夜地干，没有一个临阵退缩的”。

　　地坛医院在全封闭救治期间，家属不能探望，只能通过保安给病人传送日常用品，并询问病人病情。经过地坛医院门口的公交车，没有人敢坐，害怕吸入从医院里飘出来的病毒染病。

　　在那些最紧张的日子里，刘建英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负责全院收治“非典”工作，调配医护人员。“全北京市是一盘棋”，刘建英说，当时人手不够，她向北京市指挥中心申请支援，中心立刻派来20多名护士。

　　地坛医院的护士，在看护病人之外，还要负责照顾来支援护士的防护，医院多名医护人员在救治病人中倒下。“庆幸的是，这些护士后期恢复并没有留下后遗症。”

　　李兴旺、郭利明这些主治医生，如出入普通病房一样，不知疲倦地出入于“非典”病房，诊治病人。“那个时候，精神非常亢奋，不知道累。”李兴旺说。

　　摄像师刘志勇，和媒体记者终于获准进入病区进行拍摄。“每天进去能呆两个多小时，拍完半个小时的带子再出来。”刘志勇说，2003年非典期间，他一共拍了60多盘带子，记录了医生救治“非典”病人的历史场景。

　　一个月后，5月21日，北京地坛医院送走了第100位非典康复者。5月29日，北京新收治非典确诊病例首次为零。次日，刘淇宣布：北京防治非典“五月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

　　到6月21日，地坛医院成为北京唯一保留的“非典”定点医院，负责全北京市“非典”的扫尾工作。三天后，世界卫生组织解除了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删除。

　　刘建英说，当时一直有着一个信念：“我们是传染病医院，我们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到这里的病人，一定要严防死守。”

　　地坛医院等“非典”定点医院，守住了“非典”的最后一道防线。

　　政府信息公开化

　　2003年8月16日，地坛医院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告别仪式：“告别非典，走向明天”，刘建英和同事们微笑着，将北京最后两名痊愈的“非典”患者孙铮和卢志艳送出院。一场夺人生命的战斗暂告一段落，留给人们却是无限的反思。

　　如今，已退休的刘建英深有感触地说，“非典”之后，一些官员也对传染病工作重视起来。在“非典”之前，曾有官员认为，北京的传染病减少，病房利用率低，要将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合并。“非典”后，再不提合并，并要在北京顺义区选址扩建地坛医院。

　　2008年9月24日，政府投资10个亿建成的新地坛医院开始启用，200多个负压病房随时待命，专门用来收治“非典”等病人。

　　李兴旺坐在崭新的办公室里，平静地回忆过2003年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他说，“非典”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得益于政府现有的体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调动各方社会力量，切断了传播源。

　　“非典”之后，政府对传染病的态度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正是吸取了“非典”带来的惨痛教训。更具深远意义的是，政府已通过立法，建立了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

　　自2003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76号令，公布施行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后，应对突发事件开始进入法制化的轨道。

　　2003年“非典”前期，因为隐瞒疫情数字，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患者的及时治疗。“非典”过去四年后，2007年4月，中国政府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政府信息逐步公开化。

　　“非典”过去后，当再次遭遇“天灾”，面临“国难”——“5·12”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政府及时公开信息，全民总动员，凝聚到了全国的力量。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信息公开，经过“非典”的洗礼，犹如一扇沉重的城门慢慢地变得透明，缓缓地被推开。(记者 田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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