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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民间组织，一批志愿者，几个国际机构，一群地方官员，阜阳的艾滋病患者和儿童在他们的关怀下正逐渐走出阴霾，勇敢地站起来

　　人民路是安徽省阜阳市最热闹的地方，12月1日那天，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简称“阜爱协会”)的工作人员，选择在这里向路人宣讲艾滋病知识，作为阜爱协会最早资助的对象，楠楠自告奋勇担当志愿者。

　　不一会儿，三名阜阳一中的高三学生走到她面前。“能给我们一本宣传册吗？”“不给，除非你们告诉我：艾滋病有几种传播途径？”看他们和楠楠有说有笑，阜爱协会会长张颖试探性地问道：“如果有艾滋病人在你面前，你可以拥抱他吗?”“可以，可以。”年轻人连连点头。

　　“我就是。”楠楠的话令他们错愕不已，他们很难将眼前漂亮的初二学生跟艾滋病患者联系在一起。几名高三学生立刻主动跟楠楠握手，并鼓励她：“你要自信乐观，你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张颖感动坏了，因为这三位独生子女的爱心，也因为楠楠的勇气。5年前，张颖第一次见到楠楠时，她还相当孤僻。“她一声不坑地站在那儿，说话根本听不见。”而今，就算见到总理，楠楠也毫不怯场。

　　温爷爷的示范效应

　　11月29日晚上，在阜南驻地，温家宝一见到楠楠就把她搂在怀里。“两年不见，你长高了。还记得吗，上次你到中南海还哭鼻子呢。”其实总理当时也哭了。

　　那是2006年12月1日的上午10点，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楠楠和其他14名艾滋病儿童。当时的媒体记录了总理和楠楠对话的片断——

　　她当时对总理说：“我最感到难过的是小朋友们不跟我玩……”她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总理听后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还在楠楠的笔记本上写上这样的题词：“坚强、努力、奋斗、向上！”

　　楠楠没有辜负总理的嘱咐。她告诉总理，不光学习成绩比两年前好，她也更独立了。从今年9月开始，她就从婶婶家搬出来，自己一个人独自住了。“你自己生活可以吗？衣服都能洗吗？”总理不放心地询问着，最后鼓励楠楠：“全社会都关心你，你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你记住我说的话了吗？”楠楠却调皮地说：“爷爷给我写下来。”

　　“楠楠见到总理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特别撒娇。”张颖见证了温总理和楠楠见面全过程。这次，总理给楠楠写下了这样的话：“要站立起来，自己走路，不用拐杖。”

　　这天上午，阜阳市颍州区杨庄村的艾滋孤儿黄金红、黄新梅、黄新雷三姐弟也得到了总理的鼓励。“温爷爷让我们好好照顾奶奶，她是我们的依靠。”12月2日，黄新雷回忆说。两年前，他们姐弟三个曾和楠楠一起见过总理。“ 两年了，温爷爷还记得我们，我们感到很幸福。那天，同学们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们。他们跟我说，你现在非常幸福，国家领导人都来看你了。”

　　从2003年起，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每年12月1日看望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已经成为一个惯例。“2003年的非典给中国人上了一课，自那以后，中央开始把防治艾滋病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陆续推出‘四免一关怀’政策、《艾滋病防治条例》。”艾滋病政策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靳薇说。

　　中国防艾战役的转折点

　　可是在楠楠出生的1992年，许多中国人对艾滋病的认识还是一片空白。 彼时的阜阳颍州区、阜南县、临泉县等地非法卖血已经泛滥成灾，楠楠的父母也是在这时开始成为中原卖血大军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本以为找到了“只要一伸胳膊，就能挣五十块钱”的财路，却没想到一种叫“艾滋”的病毒正在侵蚀他们自己以及楠楠的身体。

　　时间再前移3年，在云南、广西边界上，200多个少数民族农民已经被证实感染了艾滋病，他们之前曾共用针头吸毒。这是中国防艾战役的转折点，自那时起，中国政府防艾重点开始从“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转变为“局部打击和预防”。

　　对于楠楠父母来说，“轻松挣钱”的好光景只持续了三年便提前结束。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1995年上半年，阜阳市卫生局着手对供血机构进行整顿，取缔单采血浆的血站，逐步消灭了卖血现象。

　　不过，此时，艾滋病已经全国皆知。1998年，全国有30个省、市、自治区报告发现感染案例。中国的防艾形势一下子异常严峻起来。然而，等到楠楠父母发现自己染病已经是2002年的事，这离他们卖血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他们也因此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期。仅隔一年，他们便双双撒手人寰。

　　社区宣传没有想像中难

　　同样被证实感染的还有楠楠，一时间，病痛的折磨，失去双亲的痛苦，社会的歧视接踵而至。“那时候，叔叔奶奶都不理她，同学老师也跟她不太好相处，她对社会很敌视。”张颖回忆说。

　　尽管黄家三姐弟只是父母染病去世，但他们在学校的遭遇同样不妙。“同学们都不愿意跟我们坐一个桌子，都让我们坐在教室最后边。放学在村里谁家门口走，都让我们绕着走。”黄新雷说：“不过，现在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非常好，都愿意和我玩。”

　　这得益于阜爱协会和当地政府长期的耕耘。从2003年协会创办以来，每到一个村看望艾滋病儿童，张颖都会带一些印有艾滋病知识的宣传画发放给村民，在楠楠的学校，同学们接受的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宣传——“放动画片，发小册子”。“过段时间再测试，看看他们掌握多少。或者到班里做些提问，书本和笔作为奖励。”张颖说。

　　2006年8月，阜阳市教育局给全市中小学校发了一个文件，号召大家参与“预防艾兹，关爱生命”的演讲征文比赛。结果出乎张颖的预料，“40多所学校参加，阜阳市疾控中心也参与其中，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代表处也派人来了。”

　　国内外志愿者来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阜爱的合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展开。

　　“主要是教我们怎么做得更规范，如何在社区和学校开展宣传工作。”张颖说，2005年、2006年两年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了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上了很多培训课程。

　　不过，一开始张颖并不认同这种做法，她认为“这些钱应该直接给孩子们发生活费”。但对方负责人的一席话最终说服了张颖：“如果未来你们能力提高了，就能争取到更多的资金。”

　　效果立杆见影。培训结束后不久，在耐克公司的“让我玩”(通过打篮球等运动帮助弱势群体)项目中，阜爱中标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同，英国救助儿童会的培训对象是阜阳政府领导。据张颖介绍，英国救助儿童会主要跟阜阳市妇联合作，组织政府领导培训，帮助建设乡村医疗所，以及与阜爱类似的儿童活动中心。

　　给阜阳的防艾工作注入活力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从阜爱创办以后，每年暑假，清华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学校都有学生到这里实践。在协会十几个工作人员，刚毕业的大学生有6名之多。安徽师范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2007年本科生孙盼盼就是其中之一。“我还算比较幸运，一开始就在协会做志愿者，发现这里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党校讲艾滋病

　　在阜阳，一些处级官员也在接受艾滋病的培训。负责培训他们的是安徽省委党校。从2001年开始，靳薇主要给在中央党校上课的厅级官员讲，到2004年后，开始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党校。

　　“当然，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保护他们，但更重要的是影响他们的决策。”靳薇说， 过去血液传播占的比例比较大的时候，政府可以做的工作比较多，缉毒禁毒，血液管理。“一开始，很多人都会有疑惑，为什么在党校讲艾滋病呢？作为决策管理者，应当引起重视，不能因为总体上是低流行就不重视。如果像非洲那样，对世界就太不负责任了。”

　　除了“决策者为什么要关注艾滋病”之外，还有“四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国际国内艾滋病的形势；政策与法律；国外比较成功的防治策略。“比如政府重视，全社会参与，消除歧视与侮辱，强调人权等等。”靳薇每次上课都要讲两个小时，讨论两个小时。有时参观当地戒毒所或行为干预场所。

　　但官员们本身对艾滋病的了解并不多。即便项目开展5年后，靳薇主导的一项针对3000名官员的调查中，竟然由三成同意隔离艾滋病患者。而7年来的培训效果，由于条件限制，很难跟踪了解。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反馈中看出效果。承德医学院的院长在河北省委党校接受培训后，回去后开了个艾滋病的课； 山西一名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培训统战部门的高层领导)到中央听了靳薇的课后，回去也开了同样的课程。

　　从娃娃抓起

　　不过，也 有一些党校委婉地对她提出批评。“他们觉得要阻碍艾滋病的蔓延，就要高举起传统道德这面大旗。”靳薇跟他们解释强调传统道德不能遏制性传播，要从中小学开始打破性的禁忌，从根上解决问题。

　　阜阳的学校艾滋病教育不失为一个好的样本。2003年，中国教育部规定初中高中要开设预防艾滋病教育课程，实施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协助教育部去落实这些政策。

　　“ 主要跟教育部合作，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培训学校领导层，开展这样的艾滋病培训活动，让他们重视和支持学校艾滋病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艾滋病与学校健康中国项目官员刘永峰说：“他们的目的就是 希望青少年掌握艾滋病基本知识，保证今后不被感染。另外，希望能够减少学生对艾滋病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恐惧和歧视。”

　　靳薇说，她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变化。“教育部下了一个文。但是中学老师没有得到很好的培训，连生理卫生课都不好好讲，艾滋病又涉及到性，所以更不会讲。我女儿今年高三，老师告诉他们，到外边去千万不能住小宾馆，床单被褥会传播艾滋病。”

　　不可知的未来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仍属于低流行国家，但情势并不容乐观。很多人担心中国很可能会成为非洲，这里说的不是感染数量，而是传播途径，非洲的艾滋病以性传播为主，中国性传播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靳薇说，艾滋病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挑战。涉及的方面颇为复杂。最初，她给培训设定了三个目标：不阻碍防艾，支持防艾，领导防艾。“过去几年中，阻碍防艾的事情很多，尽管2003年以后，中央高层态度非常明确，但是地方利益已经主体化，中央态度贯彻到基层还需要时间。”靳薇说，这要从体制上作出调整，“GDP、人口、社会安定的考核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但是公共卫生内容不考核，又让他重视，这很矛盾。”只有将来政绩观的转变到把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科教文卫也要放到考核内容中来，这样才能促使决策者管理社会思路的转变。

　　张颖也不知道阜爱还能走多远。12月1日，她看到一个调查，90%的人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当问到是否愿意和艾滋病人生活在一起时，只有8%的人愿意。“歧视在全国来说还是很严重。”而张颖每年也会面临资金的问题，要跟不同的组织争取资金，“我能把现在看到的孩子帮助到底，但是还有很多看不到的孩子。”（记者刘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