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结果和人们的想象不一样

　　2004年9月，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我国云南西部的保山市至龙陵县之间开始修建一条长约80公里的高速公路(简称“保龙高速公路”，目前已竣工通车)。公路建设地区距中缅边界约100公里，这一线是云南省受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艾滋病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高速公路建设在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增加某些疾病(尤其是性病、艾滋病)向周边社区蔓延的危险。

　　为减少保龙公路建设可能带来的潜在社会危险因素，2005年，云南省政府艾滋病防治办公室和亚洲开发银行共同设计了一个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项目——“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也称“保龙安康行动”)，该项目由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执行、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和保山市疾病控制中心共同担任监督评估和调查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此次调查分为基线和终线两次调查。项目组近40名成员针对不同人群特征用不同的抽样方法，对筑路工地人员，公路沿途周边洗浴中心、娱乐场所、酒吧、宾馆、美容美发店、路边店中从事商业性性服务的女性，以及与筑路工地联系紧密的村寨务农青年、工地附近乡镇打工青年和乡镇中学里16岁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问卷和访谈调查。为使调查结果更有说服力，更能科学地评估政府和其他部门以及“保龙安康行动”在这个地区的作用，该项目还在与保龙高速公路筑路环境相同、筑路工人的教育程度及月收入等一般特征极为相似的保山市腾冲县至缅甸密支那的二级公路上建立了对照组，其调查结果与保龙高速公路的调查结果基本没有差异。

　　令人欣喜的是，调查发现：“尽管保龙高速公路建设工地临近艾滋病和吸毒的高流行区，但目前建设工地尚未发现静脉注射毒品和艾滋病蔓延的情况。”

　　“非技术工人寻求商业性性服务的可能性是最小的，这是我们这次调查中通过多种途径得到的能够印证的信息。”项目组一位调查员对记者说：“我反对把农民工看做洪水猛兽，反对把农民工说成都在嫖娼。”

　　这位调查员说，农民工里也有不同的群体。调查中，他们把筑路工人分成若干亚群体来调查：项目管理人员、监理、包工头、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司机。而在建设工地里，非技术工人占了大多数，其中一些北方来的工人称自己为“笨工”。他们从事着挖石方、挑土等工作强度大且单纯的体力劳动，经常加班，生活条件艰苦，吃着大锅菜，十五六个人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简陋工棚里，不仅收入低，还常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

　　这些大部分都已结婚的工人，妻子不在身边，虽然也有人会说“谁总想吃素，也想吃点荤”，但受收入、交通条件、交往需要等影响，他们中很少有人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每天工作那么累，哪有那个心思去耍。再说怎么消费得起？一天才挣那么一点钱。”某标段的一位农民工说。

　　一名洗浴中心的“性工作者”证实了这一说法：“上面住的那些人拿钱不多，他们也消费不起。我们接待的都是其他客人。”

　　记者在《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基线调查报告》中看到，非技术工人是“筑路工人各人群自报告近一年与商业性‘性工作者’发生行为的比例”中最低的，有95.9%的人没有这一行为，95%的人在最近一年里没有与临时性伴侣发生过性行为。

　　一位工人说：“我们家生活困难，地不多，一家老小都指望我出来挣钱回去，让家里日子好过些，我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我不会乱花钱，更不用说乱来了。”

　　另一位工人说：“娃娃读书等着钱，我们再苦再难也不能耽搁娃娃，我把烟都戒了，就是为了多带点钱回家。”

　　“严肃客观的社会调查结果往往和人们的想象不一样。人们总以为农民工是一个性活跃群体，对婚姻和性生活有很大需求，离乡背井后，很容易发生婚前和婚外性行为。但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坚持、梦想和对未来的规划。”昆明医学院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张开宁说。

　　安全套和安全帽一样重要

　　在保龙高速公路的调查中，研究者们发现，筑路工地的各人群中，寻求商业性性服务最多的是包工头和司机。其原因是：“包工头既有工作需要，许多部门要应酬，又有经济实力、交通工具和时间、住宿相对独立等客观条件”；“司机工作比较自由，经济收入有保障，对周围环境熟悉，75.2%的司机不是本地人，配偶不在身边，有更多单独外出的机会，工作之余经常聚集在一起喝酒，更增加了酒后高危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调查中，一位包工头对调查员抱怨说：“老家不是不要，经常汇钱回去，给家里盖了房子。干我们这行，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边，寂寞的时候找小姑娘玩，精神上有个寄托。再说了，现在找个工程也不容易，有时候要公关，请吃、请喝、请玩。喝酒、唱歌请小姑娘陪陪，有气氛。”

　　当调查人员问这位包工头是否领用过安全套时，这位包工头嘿嘿笑了起来：“安全套？发过，没好意思领，都堆在办公室里。”

　　近年来，推广使用安全套已成为防治艾滋病的一项重要措施，2006年11月出台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在机场、码头、车站、工地等人口集中场所，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提供住宿、娱乐服务的营业性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在营业场所摆放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宣传推广使用安全套。”但在此次调查中，研究者们却吃惊地发现，虽然大多数筑路工地人员都知道使用安全套，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寻求商业性服务时仍然不使用安全套。根据包工头和司机等人的自报告，他们与临时性伴侣发生性行为时，安全套坚持使用率都很低。其原因多种多样，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看来确定“性工作者”是不是健康，认为没有病，就可以不使用安全套；有人则认为，以前没使用安全套也没有病，所以不需要。较多的原因是“本人不愿意使用”、“性伴侣没有要求”、“身边没有”等，还有一些原因是“觉得离性病、艾滋病较远”、“农村小姑娘比较安全”。一位司机说：“也用过。但有时候忘了带，就不用了。再说，相处时间长了，彼此都比较了解，应该没什么病，双方都比较放心。”

　　“无保护的性行为会成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威胁。”一位调查员说：“筑路工地各人群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不仅在于寻求商业性服务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在寻求商业性服务时不用或不能正确使用安全套。”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不坚持使用安全套，使和公路建设相联系的女性商业性“性工作者”在应对性病艾滋病方面的脆弱性增加。与城镇里的“性工作者”比较，路边店的“性工作者”更加脆弱：接客数量多，却几乎没有预防艾滋病的知识，自我保护意识很欠缺。

　　调查发现，虽然老板告诉这些女性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却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没有使用安全套。例如：“处于被动地位，客人不愿用而自己又无法说服”；“遇到熟客和自己喜欢的人”；“认为当地没有艾滋病，得艾滋病的可能性不大”；“客人加钱”；“相信自己身体好，不会被感染”。

　　此外，调查还发现，修公路增加了周边社区村民就近打工、出售农副产品、出租房子的机会，提高了当地村民的收入，带动了当地服务业、餐饮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沿途各种娱乐场所的发展，出现了娱乐场所跟着公路走的现象。由于交通相对便利、大量外地人员到来，使当地年轻人在思想、观念、交往行为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在所调查的社区青年中，校外青年和在校学生几乎同龄，但相比之下，校外青年在性病艾滋病应对方面更显脆弱。例如，校外青年自报告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村寨青年为45.4%，乡镇青年为36.8%，学生自报告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为12.5%，校外青年是在校学生的3~4倍，而且他们的性行为往往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当地传统观念认为，年轻人在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更不用说使用安全套，这成了影响安全套发放、领取、使用的原因之一。

　　据调查，大多数社区青年都知道安全套的销售点是医院、计划生育机构、药店和私人诊所，他们最愿意去购买安全套的地方是医院、药店和成人保健用品店，只有少数社区青年提到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对于在社区安装安全套自动售卖机和设立安全套售卖点，大多数被访的社区青年都表示赞同。而不赞同的人认为，安全套的公开销售有损当地社会风气。

　　“建筑公司更关注的是筑路进度和工人安全，戴安全帽等安全事项在工地深入人心。而安全套也应该和安全帽一样列入安全知识教育，才能使防治性病艾滋病工作更易实施并经常化。”张开宁说。

　　基层医务人员性病艾滋病知识匮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调查发现，所有被调查的公路建设工地沿途社区的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一直在提供性病的诊断治疗服务，但这些机构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性病艾滋病知识却相当匮乏，没有必要的药品和诊疗设备，甚至不知道他们在性病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项目组调查的基层医疗机构对象是乡级医院、公办的县级诊所、村级诊所和家庭诊疗中心，以及私人诊所和药店。这些医疗机构基本不了解怎样接诊艾滋病人，但能提供基本的性病诊治服务。性病接诊量较大的是乡镇卫生院、个体诊所和街道、乡村卫生室，一年接诊性病患者从几人到100多人不等，而且不同医疗机构所接诊的性病种类还有所不同。离筑路工地较近的个体诊所和街道、乡村卫生室接诊的大多为筑路工地的性病患者。而离工地较远的乡镇，性病患者多为本地外出的打工者或在当地打工的外地人。

　　然而，这些基层医疗机构中，除了乡镇卫生院能做几项简单的性病检测外，其他医疗机构基本不能开展性病检测，医生对性病病人的诊断主要依靠病史和查体。

　　调查发现，基层医务工作人员性病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匮乏，20%的医务人员不能正确选择艾滋病的全称，对艾滋病的诊断、治疗措施、职业防护等知识做出正确选择的人也不多。

　　对于某些艾滋病防治知识，不少医务人员也存在误区。如蚊虫叮咬是否能传播艾滋病，有近1／3的医务人员不能正确回答。仍有部分医生认为“性交后冲洗”和“使用外用避孕药”可以预防艾滋病。

　　“虽然这些知识在大众宣传中经常涉及，而且在宣传画中也能看到，但是这些医务人员仍然不了解，这有可能与他们防范艾滋病的意识不强有关联。”一位调查员告诉记者。他们在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基层医务人员都没有接诊过艾滋病人，只有极个别的医生在进修期间接诊过艾滋病人。在谈到艾滋病时，虽然大多对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感染者表示同情，但仍然觉得“太恐怖了”、“害怕”，甚至有极少数的医务人员认为“是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应该让所有人都做一次抽血检查，发现了得艾滋病的人就隔离起来，不让他们传播艾滋病”。

　　“这些医务人员对患者作出的道德批判，影响了他们对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的看法。”这位调查员说。

　　被访人员都在乎自己的健康

　　“不要以为农民工都是些大老粗，对自己的健康和安全麻木不仁。”张开宁对记者说，根据他们的观察，其实大部分干苦力的非技术人员都很在乎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他们中许多人每次吃饭只夹刚端上桌的菜，之后就只吃饭，他们害怕感染上乙肝。

　　“除了乙肝，他们还害怕很多病，比如他们就问过我，糖尿病会不会传染。”张开宁说。

　　调查显示，筑路工地各人群几乎都听说过性病，也知道性病的传播途径，还能说出一两种性病的名称，但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就知之甚少。监理、包工头和工人中大多数对“一个人从外表是不是能看出他患有艾滋病”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晓不得”。在大多数听说过艾滋病的人中，普遍只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血液传播和“与那些女人玩”会传播，知道母婴传播途径的人很少。此外，筑路工地人员大多认为预防艾滋病的措施是不吸毒，但多数人对“不注射毒品、不共用针具吸毒”的做法不很清楚；大多数人认为“不要乱来”也是预防艾滋病的手段，但对“使用安全套能预防艾滋病”的认识模糊。

　　就艾滋病知识的了解深度和广度来看，项目管理人员和监理较好，非技术工人是最差的。管理人员可以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获取艾滋病的知识，而非技术工人尤其是隧道工程的工人，三班轮转，多为体力活，非常辛苦，业余生活主要以看书报、聊天为主，知识主要来源于口口相传。而在他们中，外地工人好过本地工人，汉族工人好过少数民族工人。

　　当听说调查员可以给大家讲解健康知识时，筑路工地人员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一位工人说：“从来没有人给我们讲过，不知道如何处理，听说打喷嚏也会传染上，害怕得很。我们很想有人来讲讲。”一位包工头也说：“现在社会上的病多，我们也不知道如何预防，也没有人讲过。要是你们能来讲讲再好不过。”

　　调查显示，工地上的各人群对艾滋病知识讲解、宣传资料发放、安全套发放、健康咨询和专门技术培训等干预服务都有较大需求，他们中只有少数人曾经获得安全套、润滑剂、性病诊疗服务和专门技能培训。工地上大部分人都表示今后两年希望获得的服务是“讲解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提供安全套和润滑剂”。

　　一位调查员告诉记者，商业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知识令人担忧。“艾滋病？听说过，但不晓得得了究竟会怎么样，只听说很可怕。”一位“性工作者”对调查员说。她们中一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性交后冲洗”、“使用消炎药”、“看他有没有病”都可以达到预防的目的。虽然她们知道要使用安全套，但她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哪里可以领取免费的安全套。

　　这位调查员说，与女性商业性“性工作者”沟通难度较大，刚开始要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与她们单独接触。当向她们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后，她们会表现出不耐烦，把电视机打开，放很大的声音。可是当调查员说出一些她们不知道的知识和信息后，她们的态度会发生改变，甚至专注地听调查员讲解。“其实她们都很想知道自己从事这一行业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什么损失，今后还能结婚并生育健康的孩子吗？”

　　“在我们访问的所有人员中，都表示出对健康教育和生殖教育服务的迫切需求和浓厚兴趣，基层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者也希望获得性病诊治、咨询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相关培训。”张开宁说：“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不同人群在性病艾滋病应对方面均存在严重的脆弱性，预防干预项目活动显得很重要。‘保龙安康行动’可谓雪中送炭。”

　　收效明显

　　通过基线调查和终线调查的结果比较表明，经过一年多的干预，通过“保龙安康行动”项目与保山市政府的合力，无论是保龙高速公路筑路工地还是腾密公路筑路工地，艾滋病防治工作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

　　保龙高速公路筑路工地各人群对艾滋病3大传播途径知晓率和艾滋病关键知识的正确认识率有所提高；各人群自报告的危险性行为发生率比以前有所降低，包工头、司机、技术工人临时性性行为的发生比例大幅度下降，包工头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率由基线调查的22.7%减少到终线调查的4.5%，技术工人最近一年与“性工作者”发生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率由6.7%上升至65%。

　　腾密公路筑路工地各人群自从知道有HIV免费自愿检测后，想检测的人比例增高，一年后寻求HIV自愿检测的人数比例都较前一年有所升高，以包工头的升高比例最大，从70%上升到90.9%。

　　作为政府防艾工作和“保龙安康行动”关注的重点人群，研究者们欣喜地看到，在政府和其他部门以及“保龙安康行动”的共同作用下，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防治知识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也促使了安全性行为的发生。其中，路边店的女性“性工作者”的改变尤为明显，其艾滋病知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安全套的使用比例也明显增加。

　　此外，公路沿线的社区青年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正确认识率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调查显示，社区青年最近一年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的比例比干预前有所降低，首次性行为时的安全套使用率比干预前有所提高。

　　而医务人员不仅艾滋病相关知识有较大提高，对待性病艾滋病病人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对感染者持“恐惧”态度的医务人员比例从20.3%下降到1.4%。

　　昆明医学院健康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唐松源指出，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会诸多部门做工作，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不同人群包括感染者和病人以及专家，还有国际组织的共同努力和参与。只有合理地组织动员社会资源，才能有效地防治艾滋病这一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