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惹来诸多争议。这个由北京军区总医院部分专家研究制订的《标准》，在通过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组织的有关专家的论证后，便被一些媒体赋予了深刻的历史意义。

　　一家国内权威通讯社称，“这一标准的通过，结束了我国医学界长期以来无科学规范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历史，为今后临床医学在网络成瘾的预防、诊断、治疗及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依据”。

　　这一《标准》立即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这样就只有医院，最好是有精神科背景的医院，可以接治网瘾患者，现有的很多治网瘾的学校就不能继续营业了。”牵头制订《标准》的专家之一、北京军区总医院医学成瘾科主任、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负责人陶然表示，《标准》的确立，不仅为临床医学增加了新病种，还明确了网络成瘾患者应该由医疗单位收治。

　　随着《标准》的出台，新疆、青岛等地的医院已正式着手筹建网瘾戒除中心。而这一事件所引发的争议，远远不是“网瘾是否为精神疾病”这样简单。

　　《标准》出台惹争议

　　中国治网瘾第一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陶宏开曾行走全国140多个城市，免费为6000多名网瘾患者进行心理辅导。他指出，网络成瘾是一种由心理问题引起的非理性行为，不是《标准》中所说的“精神疾病”，“用治精神病的方法打针吃药是不能彻底治疗网瘾的，反而一些药物产生的副作用会伤害到孩子。”在陶宏开看来，只要是心理问题，都不需要用药物来解决，更没有必要直接进医院。

　　湖南树人青少年成长特训学校校长徐伟则表示，他会参考《标准》中所罗列的几条判断网络成瘾的“症状”表现，但他反对将网络成瘾说成是精神疾病，“治疗网瘾不能把孩子们关进医院里，只能由医院来收治的说法是不对的。”

　　一方面，心理学家和戒网瘾学校反对把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反对将网瘾患者送进医院；另一方面，一些医院的专家却推崇《标准》，并主张将网瘾患者送进医院治疗。

　　《标准》出台后，新疆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立即表示，将筹建网瘾戒除中心，预计明年4月可正式收治网瘾病人。

　　该医院司法鉴定科的唐安平医生说，《标准》明确了网络成瘾患者应该由具有精神科的医疗单位来收治，为网瘾患者得到科学有效治疗提供了途径，“很多家长在孩子出现网瘾后，只是带孩子到一些综合医院进行神经内科的检查，或找一些心理医生简单辅导，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精神疾病，需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对口治疗。”

　　自11月8日《标准》出台以来，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网瘾学生的接诊、咨询量迅速增加。一周之内，因网瘾来精神卫生中心的学生将近百人，而此前每周的网瘾病例仅五六个。该中心主任逄淑涛表示，《标准》刚出台，许多内容还需要研究，近期医院多次开会讨论网瘾治疗问题，已经开始筹划建立专门机构治疗网瘾，“网瘾治疗先要从门诊开始，通过病例总结网瘾特点和治疗方法，条件成熟后会成立专门机构。”

　　争论背后：网瘾治疗市场混乱现状

　　《标准》所引发的争议，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关于网瘾是否为精神疾病的讨论，实际上是各类网瘾戒除机构和个人对网瘾是否要由医院收治的争论。因为一旦网瘾被确认为精神疾病，那就只有具有精神科背景的医院才能收治网瘾患者。同时意味着，目前市场上一些治疗网瘾的心理咨询机构、青少年训练学校都将关门歇业。而这些机构和学校，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都多多少少已经治愈了一部分网瘾患者。

　　据陶宏开介绍，目前全国有大大小小近300所治疗网瘾的学校和机构，它们治疗网瘾的方法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6类。一是用药物治疗，分为中药和西药两种；二是采用催眠治疗；三是用暴力治网瘾；四是用集体游戏治网瘾；五是用点击治网瘾；六是什么办法都用。

　　治疗网瘾不仅各有各的方法，还各有各的收费标准，各有各的主管单位。

　　比如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采取的是“药物＋心理＋物理＋工娱”的治疗方法，治疗细节超过60个，特殊情况下还会使用心理治疗仪，通过使用3毫安~5毫安的电击来达到开启孩子“心门”的目的。在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饮食自理，每月收取6000元左右的治疗和住宿费用。

　　此外，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采用西药治疗辅以心理治疗的方法，收费8400元／月,包括父亲、母亲、孩子三个人的治疗费用，饮食自理；中国习惯教育基地、江西上饶新希望青少年教育学校采用心理辅导结合文化授课、技能培训的方法，半年收费22600元，一年40600元，另设有两个月的短训班，当期定价；湖南树人青少年成长特训学校采用心理辅导加素质拓展的方法，半年收费万余元，含食宿和训练服。

　　不同网瘾治疗机构依附的主体不同，有些网瘾治疗机构依附于医院，主管的是卫生部门；有些依附于学校，主管的则是教育部门；还有些是私人开的，也就没有相关的责任单位。

　　“各种各样的机构都在治疗网瘾，现在突然有个医院冒出来制订了一个《标准》，说网瘾是精神疾病，以后只能由医院来收治，这怎么行？”陶宏开说，《标准》引起巨大争议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网瘾治疗市场现状混乱，“大多数网瘾治疗机构都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有些人急功近利，名义上依托医院和学校，实际上却缺乏研究，没有站在家长和孩子的立场去着力解决问题，只是为了牟利。”

　　单方面制订《标准》推广难

　　采访中，一些业内人士指出，《标准》的制订应当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召集各方面专家来一起讨论，不应由一家医院单方面制订。

　　对此，《标准》的制订人之一陶然回应，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组织的专家论证会，包括7名地方专家和4名军队专家，还有国外的专家列席，“他们论证后认为，此标准符合寻证医学要求，具有可操作性，走在世界前列。”

　　“应该叫上各种类型的专家，带上青少年代表和家长代表，全程录像，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陶宏开希望相关主管部门牵头，于明年两会前搞一次大型网瘾问题研讨会，“网瘾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临沂市精神病院大夫、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中国杨永信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认为，现在制订《标准》有些仓促，“《标准》仅从现象学出发制订，未免有些苍白，应该从基因、生化、生态结构学等等方面着手，制订科学、准确的标准。”

　　“网瘾的诊断标准并未区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有些笼统。他们不能一概而论。”江西上饶新希望青少年教育学校校长、上饶市政协委员姜福炎建议，由团中央牵头，单独制订青少年的网瘾诊断标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教授认为，《标准》的出台，大体来讲是一件好事，但认识事物总有一个过程，网瘾是不是真的到了非要用临床药物来治疗的问题还有待商榷。陆士桢说：“网瘾的形成，包括学习压力、群体生活不足等诸多社会因素在里面，未必就要用临床医学的方法去治疗。” （记者 王烨捷 实习生 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