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媒体报道，深圳4万名孕产妇资料外泄。这意味着，4万个家庭将可能今天收到胎毛笔或家政公司的骚扰短信，难保明天资料不会落入怀有祸心的人手里。当初怀着信任而填写下详细的资料，如今外泄———究竟，这会不会又是一单查无可查的无头公案？

　　在这则新闻里，媒体也客串了一把福尔摩斯———是“共享医院”泄密，还是妇幼及计生部门，或是销售泄密者所言的“买通医院的某药材老板”，甚至是黑客呢？不管哪个部门如何誓言没有泄漏孕产妇的资料，有关方面要做的是追根溯源，抽丝剥茧，减少不利影响，最终杜绝资料外泄的事件再次发生。然而，怕就怕这回哪个部门都不愿意做“有关部门”，一来事情难查，二来怕得罪其“有关部门”，以后看个病啥的也很麻烦。那么，这4万个孕产妇的权利应该由谁来保障？

　　或许，我们可以从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寻求一点有用的借鉴。为保护公民的隐私，香港专门通过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并依法成立个人私隐专员公署这个法定机构。在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泄密门”事件中，香港医管局主动承认在过去一年中共有5家医院发生9宗病人资料遗失事件，涉及到6000位病人。于是，私隐专员吴斌宣布首次行使视察权，将于近期对病人资料系统保安进行视察。

　　4万个孕产妇的资料泄密事件，能不能催生一个专门保护个人私隐的部门“横空出世”？京沪穗150万户楼盘业主的资料被不法盗取，也只能聊当几天报纸头条而已。难道中国人真的不会生气吗？在小说里，一介农妇秋菊会为讨个说法而打官司；在现实中，作为泄密受害者的城市居民，无法坐视权利受损而无动于衷；而在努力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关部门”更不应该对此无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