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简化婚姻登记手续、取消强制婚检之后，新人办理结婚手续大为便利，但是作为预防先天性缺陷新生儿的第一道防线，强制婚检的消失又导致新生儿缺陷率大幅上升，给许多家庭带来新的痛苦。在广东省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建议，广东应先行实施强制免费婚检，所需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

　　2003年，在“婚检是公民的个人私权利，政府不应该强制干预”的呼声中，新的《婚姻登记条例》通过立法取消了强制婚检制度。如此，个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了，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却不断显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各地婚检率呈下降趋势，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新生儿缺陷发生率的上升。在广州，尽管2007年实施免费婚检，但当年全市婚检率仅为12.86%，而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则上升为126.25/万人，特别是2003年10月取消强制婚检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上升得更为明显。

　　作为一项个人权利，取消强制婚检确实尊重了个体的自由。然而，婚检不但是个体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一项义务，它承担着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责。因而，婚检就不仅关系到两个人的健康，还关系到下一代，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公民必须履行这项义务。遗憾的是，强制婚检取消后，或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或者出于怕麻烦、图便利的考虑，婚检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尴尬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个体的权利得到了尊重，但是和权利对等的义务却被人疏忽。

　　回过头来看，当初取消强制婚检，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婚检多流于形式，几乎沦为一些部门借机收费的工具。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取消强制婚检的理由。婚检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利国利民，当其异化为部门敛财工具时，有关部门当反思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不是将其一棒子打死。有问题了不去解决问题，只是通过取消婚检的途径来消灭问题，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无疑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开了“绿灯”。

　　事实上，在黑龙江等某些地方，已经部分地恢复了强制婚检。2005年，修改后的《黑龙江省母婴保健条例》就明确规定：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必须接受婚检。虽然强制婚检的只有四项，但至少是向着恢复强制婚检迈出了一步。这其实也给了广东一个启示，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特别是地中海贫血病高发的省份，广东不妨在恢复强制婚检上先行一步。而且恢复强制婚检并不是没有法律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并没有对强制婚检作出任何更改或废除的规定，因而，广东地方立法恢复强制婚检，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至于费用是由政府埋单，纳入社保，还是采取其他形式，那是下一步要考虑的。

　　强制婚检的取消还让我们不得不深思这样一个问题：该如何保证一部良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诚然，法律在实施中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但不能因为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朝令夕改，让老百姓拿不定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