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针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审议，而关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明确表示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才能要求赔偿。医疗界人士表示，原来对医生不利的举证倒置改变后，有利于医院方面减少管理成本。

　　在发生纠纷时，一方叫好的解决方案，通常是需要商榷的方案。因为，利益博弈的实质是平衡和妥协，只有让相关各方都受到制约，解决方案才可能成为共识，成为解决问题的一把钥匙。因此，当我看到医疗界人士对医疗事故“索赔需举证”持欢迎态度时，我觉得这样的欢迎对患者来说未必是好事。

　　患者不是实验品，他们不可能在自身的利益和健康受到损害时还无动于衷。但问题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他们能否及时知道自己受到了损害呢？有些医疗事故的危害是延迟性的，或者是隐匿性的，患者通常不知真相。就算知道了自己受到损害，他们有能力去收集证据进行举证吗？一方面，他们不知道要收集哪些证据，除了医生，谁会对所谓的“相关资料”有清楚理解？另一方面，收集证据之后，还有鉴定费用能否承担，鉴定结果是否公正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在无形中提高了患者举证的门槛。

　　医患之间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其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使得患者极容易被蒙骗，极容易被摆平。但是，患者的利益不可能不保证，要保证患者的利益就必须进行力量的平衡，让患者具有与医院博弈的能力。以前，这种平衡就是举证倒置，让被怀疑和被投诉的医院自证清白。应当说，这种平衡是必要的，因为有了这种平衡，医院的力量被削弱，患者的力量在增强，双方承担的风险在趋向平均。

　　也许，医疗界会说，难道你看不到举证倒置的坏处吗？一个是可能造成过度医疗，医生怕承担责任就拼命给患者检查、开药、治疗；另一个是增加了医院的管理成本，医院为了防止成为索赔对象，必然对医生进行严格管理，必然要在举证时花费较大成本。

　　其实，这两个理由都算不上理由：过度医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可能与防范医疗纠纷有关，与举证倒置有关，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医德缺失。至于医疗成本增加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必要的支出，与患者健康相比，与患者付出的昂贵治疗费用相比，医院承担这点管理成本委屈吗？(乾羽 作者系高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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