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人大针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审议，关于“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明确表示受害人需要提供证据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才能要求赔偿。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患者和医疗界人士各持一词。

　　患者认为，由于医患之间信息完全不对等，受害人很可能因为缺乏医学知识而无法找出医务人员的过错；而医疗界人士认为此规定能有效减少过度医疗，避免医疗费用过高。双方说法均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双方均站在了自己的立场而罔顾其它，患者希望医务人员能够自证清白，医务人员则希望甩掉举证倒置的责任，就仿佛一场医患纠纷一样纠缠不清。

　　事实上，2002年起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明确了医疗事故责任举证倒置，而该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与《侵权责任法(草案)》中规定的三种需由医疗机构举证的情形大体一致。

　　也就是说，原本需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举证倒置的范畴并没有缩减，相反在“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等方面还有扩充。正如有医疗界的人大代表指出的，目前医疗纠纷频发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谁举证，而是一些地方的医患关系已经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于此，无论由谁举证都难免继续纠纷。

　　当然，缓解医患关系、增进双方信任程度，是不可能最终建立在人与人互信的道德基础上的，最终还是要倚靠制度规范。在我看来，目前亟需制度介入的范畴，是给医患纠纷一个便捷快速的化解出口。譬如在沿袭《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关于举证倒置的规定及范围基础上，对医务人员的过错也实行医学会等第三方力量介入。但是，根本的在于建立一个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解决体系，让医务人员和普通患者对是非、对错的求证，来得更容易一些。(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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