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上午，重庆九龙坡走马镇的黄中轩死在了长寿区云台镇卫生院的病床上。之前，他因肚痛到该卫生院检查，医生在打开其腹腔后发现手术需要长寿区人民医院的医生才有能力实施。于是黄在病床上等了近5个小时，才等到县里的医生赶来。两天后，黄死亡。(10月21日《重庆商报》)。

　　在整个报道中，我们吃惊地发现，本应肩负救死扶伤职责，被期待圣手丹心的当事医生及医院，对于这样一起不该发生的生命悲剧，采取了“回避”、“开脱”、“花钱了事”的处理办法。如果仅将悲剧归咎于当事医生的人性底线丧失，也许就沦于简单的道德谴责。窥一斑见全身，制度性冷漠正是压垮医德的最后一根稻草。

　　旧有医疗事故有关条例的行政保护，使得当事医院只需付出10万元就可摆脱责任，制约力度过于轻飘让医院占据了博弈过程的话语权。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利益回避制度虚置，使得与医院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卫生主管部门，即使做出再深入的调查与结论，都难逃“包庇”嫌疑。更何况，制度性保护以及先天的信息不对称，也使得死者家属难以对其存在的猫腻实地举证。(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