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卫生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其中增设的“药事服务费”招致质疑。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接受采访时认为，“药事服务费”是变相的“以药养医”。(据2月24日《羊城晚报》报道)

　　廖新波透露，现在还没有地方执行“药事服务费”，如何收也没有一个标准。所以，这更应该是一种预先判断。在笔者看来，从积极的角度出发，不妨将之看做一种警告。就是说，收“药事服务费”最可能引发的风险就是，在医改实施中，因为相关利益的驱使，增设“药事服务费”最后很可能变成一种换汤不换药的“以药养医”，公众不合理的就医负担就难以真正降下来。

　　这当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药事服务费”无论按哪种形式收取，都必然和处方、药物挂上钩。只要开出的药物越多，或处方越多，医疗机构收取的“药事服务费”就越多。实际上，这正是人们质疑的根源所在。

　　众所周知，卫生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卫生管理的具体对象有两个，一是药物，一是医生。医疗卫生改革与政策设计，都应当围绕这两个基本对象展开。在一些公共卫生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及地区，政府部门对药物的管理相当严格，他们有一整套的药物使用规范监督程序，来保证处方、药物不会轻易被滥用。比如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对待同样症状与同一种疾病，每家医疗机构使用的药物基本是相同的。医生一旦因违法收取药物回扣，从药物中牟取不正当的利益，就会受到包括吊销执业证书在内的严惩。这种制约使医生不得不放弃药物带来的不正当利益，使药物不被滥用有了强有力的保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显然，要避免这一新政策异化为公众深恶痛绝的“以药养医”潜规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前提，或者说需要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笔者认为，收取“药事服务费”的关键前提，就是要采取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同时设置合理严密的医疗程序，来保证药物不被滥用。没有了药物的滥用，一切药物的使用都是因医疗所需，而非不正当利益驱使，那也就无所谓“以药养医”了。(吴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