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一名出生仅24天的先天无肛女婴“小希望”被生父遗弃，并被志愿者强行救助一事，事态仍在发展。一方面，志愿者在积极筹款，游说婴儿父亲放弃监护权；另一方面，婴儿父亲声称放弃治疗“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不愿孩子以后受罪”，并拒绝放弃监护权。目前，婴儿父亲暂时同意由志愿者照顾一周，而经过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初步治疗，婴儿的生命体征好转。医生表示，“小希望”所患并非不治之症，而都是可以医治的。

　　在这里，爱心志愿者们忽略了一个要点：“小希望”是有自主生存权的、社会的一份子，她有权活下去，不论她的监护人愿意与否。

　　儒家讲究“以孝治天下”，这当中固有好传统，却也存在糟粕，比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仿佛儿女是父母的私属物，想怎样就能怎样。在“小希望事件”中，她的父亲秉持的恰是这样的理念：孩子是他生的，孩子的死活，也由他决定。至于他遗弃病儿的动机是缺钱还是别的，不愿照料“小希望”究竟是“怕孩子以后受罪”，还是“怕自己以后受罪”，反倒是次要问题了。

　　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是将“小希望”从死亡线上暂时拉回的志愿者，还是有关法律、民政部门，至今仍未启动法律程序，而只是诉求于那位父亲。此举等于默认那位父亲的逻辑———孩子是他生的，他有权决定孩子的生死。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既违反文明社会的道德要求，更涉嫌严重违法。

　　上世纪90年代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就将儿童生存权放到了首位；中国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第六条也规定“每个儿童享有固定的生命权”，第二十四条规定“儿童有权享受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和健康，并享有医疗康复设施”，所有出生的儿童无论何种民族、性别，是否残疾，都有生存权。

　　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凡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构成犯罪的，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溺婴及弃婴的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该法还明文规定，若父母不履行监护义务，可依法剥夺其监护资格。

　　显然，按照上述标准，“小希望”的父亲几乎条条“涉法”，所以，有关法律部门应及时主动介入此案，否则，“小希望”的命运，将始终笼罩在阴影下。

　　在国外，类似的案子出现时，法律部门会首先把“生命受到威胁”的孩子的监护权，从父母手中强行“接管”，然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问题。中国虽然国情不同，但在类似情况下司法主动干预、依法剥夺父母监护权的例子，也并非没有。对“小希望事件”，法律部门不能再被动了，否则问题将陷入死结，而“小希望”弱小的生命耽误不得。

　　“小希望”不该没有希望，这既关涉最基本的人性，更关涉法律的起码尊严。(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