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武汉医生王争艳被评为30名“江城好医生”中的一名。这位从医25年、头发花白的医生，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至今还常开两毛钱的处方。

　　对许多人而言，两毛钱的处方像是一个遥远的传说。王争艳之所以值得尊敬，是因为在医德整体水平滑坡的当下，她恪守为医者的本分。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王争艳很可能仅仅是一个供人观瞻和寄托医德的孤例。

　　王争艳之所以开低价处方，并不是慑于什么清规戒律的必然结果，而是个人道德律的内在规制。所以她会主动替患者着想，以尽可能低的费用医好病。也正因为道德力量的驱使，她不擅行医潜规则，自然失去了挣取更多外块的“大好时机”，至今只能默守清贫，还是在同事“逼着借钱”的情况下，才买了一套一楼新房。

　　如果医生的显性收入不能令他们实现基本生活的富足，一有隐性收入可能必定人人趋之。事实上，在缺乏有效违规威慑机制的前提下，医疗单位与医生形成利益同谋的现象并不鲜见：要么变相鼓励医生多开高价处方为单位大力创收，要么对医生的违德之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确实，在人道精神面前，这些赤裸裸的利益十分令人厌恶，但是，道德至多只能给人以精神动力的支撑，却难以实现社会的普遍物质富足。

　　当王争艳严守医德却只能陷入清贫，意味着同行人士如果视其为典范，很可能就难脱同样清贫的命运。这也意味着，在现行条件下，如果医生要想不步王争艳的清贫后尘，就只得突破医德约束。简言之，机制致贫的扭曲逻辑，同样会助长医疗黑幕的滋生和蔓延。

　　我注意到，为有效解决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推出了新医改方案。紧随其后的是，基本药物制度横空出世。基本药物制度着眼于“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的原则，意图从价格制度上“逼”着医生开低价药方。对此，卫生部药政司基本药物制度处处长谢晓指出，如何鼓励医疗机构优先合理使用基本药物是基本药物制度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所谓鼓励医疗机构，显然不能寄希望于抽象的道德说教，根本手段仍应回归于利益调整轨道。

　　并非替医疗黑幕叫好，我只是觉得，医生本应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职业。一个理想的医生职业环境，应有助于他们医德向善。就医疗现状来看，利益调整和医德的重新塑立必不可回避两个主要问题，即医生隐性收入的显性化，以及剥离药品中畸高的人为“附加值”。

　　不妨从“江城好医生”王争艳这一孤例入手，好好研究一下这名医德高尚医生的真正生存状态。此举的意义不仅可以避免医疗楷模精神上富足物质上清贫，还可以为重塑医德，理顺医疗利益关系搜集第一手物质资料。(几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