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肝救子母亲以自己的创举、媒体的广泛报道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正在逐步接近梦想——挽救儿子的生命，从当初不折不扣的人伦悲剧转化为儿子平安、一家团圆的喜剧。不过，恰恰是报道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引发了笔者注意——同济医院决定，免除这对母子所有的医疗费用(预计近100万元)。如果同济医院按照以往的盈亏平衡(暂且不谈盈利)原则，收取这百万医疗费用，那么陈玉蓉历经7个月的暴走锻炼、希望割肝救子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化为泡影。如果“求医者自负”的惯常规则依旧有效，即使陈玉蓉再次寻求通过舆论报道获得社会各界援助，对于百万医疗费是否杯水车薪？

　　因此，目前这个圆满解决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陈玉蓉偶然地想出了以暴走锻炼“减肥”，来换取健康肝脏救儿子命的创意。媒体偶然通过报料或者别的途径获悉这一信息，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并引来人心所向。同济医院“偶然”地做出这一大度决定，让压在陈玉蓉母子身上的百万医疗费大山得以清除，才最终换来了手术的启动。太多的偶然性叠加在一起，让人无法指向更广义的必然。

　　更令笔者好奇的是，百万医疗费的结构组成究竟是什么？毕竟我们曾经听闻了太多的“天价医疗”，甚至有儿科手术收取妇科专用费用的“奇闻”，从而形成了不少民众对医疗费用容易掺水根深蒂固的疑虑与担忧。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公益属性日渐消退，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愈演愈烈，导致了医院财政压力下的自我利益补偿。“以药养医”，以“药”的超额利润来贴补“医”的亏损，几乎成为医院理性下的普遍选择。对百万医疗费是否合理的探究，其实是还原民众于信息不对称下无奈的价格博弈。包括笔者在内的民众希望通过对百万医疗费的成本清单陈列、组成分析，保证这一巨额费用的知情权——虽然它不曾真正产生。

　　其实，就算医院给出百万医疗费的清单与解释，限于专业知识，我们也几乎不可能分辨其中的真伪，而这恰恰是当下各种医疗矛盾中患者权利困境的集中体现，恐怕也是对医疗行业公共责任和基本职业伦理的最大挑战。公众不可能掌握专业的医疗知识，却基于对“以药养医”现状的认知，而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感与怀疑。医疗行业从业者是正确知识的掌握者，但既有制度的程序设计弊端和个人的自利天性，都可能由利益诱导其做出逆向选择。可以说，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原则之下，乱收费、非法行医、红包等诸多行业弊症，正让一个有着浓重人道主义色彩、本应受到公众高度信赖和尊敬的职业领域声望日下，哪怕是免除百万医疗费的义举，都会遭遇费用“注水”的质疑。

　　甚至百万医疗费为真，都会引发我们进一步的追问——一个肝脏移植手术都需花费百万，现有医疗价格制定体系是否合理？民众在缺乏医保后盾的情况下，如何承载这一重压？哪怕享有医疗保障，是否又足以解决患者的经济负荷？这些问题，需要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