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青岛留学生回来以后，应该先主动闭门不出，因为自我隔离是对自己、家人以及社会负责。”从美国回青的留学生逄超，在5月份回国以后主动在家自我隔离了7天，他在6月16日通过媒体发出倡议，希望留学生回青后先做“宅男宅女”，避免甲型流感传播。

　　自我国发生疫情以来，类似感人的故事就不断，先有海外学子暂不回国的倡议，后有治愈患者出院后的道歉，看似细微的举动，却都折射出一种公民责任的担当，一种公共精神的复苏。无论是对于此次疫情的应对，还是未来社会的公共治理，这种公共精神都不可或缺，都显得弥足珍贵。

　　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处理从来不是政府单方的责任，而必须寻求与公民的合作。虽然危机向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快速敏捷的反应机制、及时全面的资讯公开等，但如果脱离公民的参与和配合，政府善治将失去依托而沦为空谈。而作为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化管理，既有赖于政府责任的担当，更有赖于公民对政府权威的自觉认同和积极配合。这种公民与政府的合作，首先需要培育公民的一种公共精神。

　　作为现代公民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公共精神本质上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在行为和性格上的体现。它在行为上外化为公民对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的尊重，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参与和监督，对公共安全、公共环境、公共资源等公共利益的关爱与维护，对公共生活中他人的理解、尊重、包容与合作。无论是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还是公民自治目标的达成，都离不开这种公共精神的支撑。以此次疫情为例，截至16日，我国内地共报告237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治愈出院97例，140例在院接受治疗。在这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政府的“严防死守”固然重要，但公民尤其是疑似感染的公民的配合更为重要。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介绍，甲型H1N1流感病例正在我国快速增多，已经历了输入性病例、二代病例和传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三个阶段。而此前我国确诊病例中，个别患者归国后，没遵循政府建议居家隔离，反而到处游逛，在发病前后反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而给政府防控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同时给公共安全和其他公民身体健康带来危险。这从侧面提醒我们，在本土案例增多的背景下，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十分关键，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状态也成为关系这场持久战胜负的重要因素。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公民形成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一种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是社会快速、有效防范化解危机的重要方略。从前一阶段的疫情防治看，我国政府不仅显示出寻求与公民合作的良好姿态，还及时根据疫情变化调整防治策略，其前期对入境人员的建议、指导折射出善治的思维，尤其是在民众纷纷指责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游逛的携病者时，政府表现出了极大地宽容，并引导民众给予理解。在新的疫情背景中，政府的应对尤其需要公民的合作。由此观之，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让每一位公民担当起基本的公共责任，就成为我们应对公共治理难题、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任务。

　　一般说来，公共精神不可能建立在私人生活经验和自然情感基础上，而只能建立于公共生活经验和公共理性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国民教育还缺乏系统全面的公共精神内容，为公民培育公共精神实践平台还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增长。恰如美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言，“公共精神与政治权利的行使是不可分的”，只有在鲜活的公共生活实践中，公民才能感受到自己与社会共同体的休戚相关，从而产生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

　　总之，从汶川大地震到甲型流感疫情，每一次灾难所加诸给我们的公共安全危机，对政府与公民的合作都将是一次考验，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构建都将是一种契机。我们期待着，在未来应对疫情的道路上，政府和公民都能在合作中走向成熟、理性、负责。(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