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青宜

　　千呼万唤始始出来的中国的《食品安全法》颁布近一个月了，随之而来的有一些问题，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

　　我想到了两个词：一个是生产力，一个是道德力。

　　食品生产，需要生产力，而且这个生产力必须是先进的“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力三要素。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马克思说：“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就是生产力。而生产关系，也有三要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彼此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生产完成后人们在产品分配问题上彼此间的关系。当然，先进的生产关系，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结果，生产力就大大地得到了解放。

　　从中国目前的食品产业来说，由于生产力的“解放”，使得我们的食品，种类更加丰富，样式更加新颖，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比如，以前我们要喝水，就要将井水、自来水放在水壶中煮开了才能喝，这是一个相当麻烦的过程；而今，我们要喝水，会非常方便，因为我们可以喝各种各样的经过工厂加工生产的“水”，比如各种各样的矿泉水、纯净水、天然水。生产力的“解放”带来的琳琅满目的食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但是，在我们的食品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同时，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也越来越困扰着我们，那就是食品的安全问题。

　　什么是食品安全问题？

　　我认为，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食品量的问题，一个是食品质的问题。“量的问题”不是我今天要说的问题，我要说的是“食品质的问题”。这个“食品质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

　　“食品质的问题”也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食品存在着“不安全因素”，有的指标甚至超过了国家的标准，但尚未对人的健康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和损害，如雀巢碘超标、植物油等级不合格等，属于不合格但不存在安全问题；另是，食品的确存在着“安全问题”，如一些严重超标的食品添加剂的化学物质，会导致癌症等疾病，严重损害人的健康，如三聚氰胺事件等。

　　不管是前一种“存在着‘不安全因素’”也好，还是后一种“的确存在着‘安全问题’”也好，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食品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似乎与生产力无关，但却和道德力有关了。

　　道德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力”？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道德”。

　　按照一般的解释，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不是靠国家强制，而是靠一定社会舆论，靠传统力量，靠风俗习惯，靠人们的思想信念，靠教育形成的。道德在评价人们的行为、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树立社会风尚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作用。

　　中国是世界知名的文明古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在独有的文化数千年熏陶下，中国人是特别讲道德的。文化，从其本质上讲，是一种价值取向；而道德，则是文化的精华和内核，它明确地告诉人们，“这可以做，那不该做”。比如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就是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直遵从的“秩序”。其中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所谓的“大道”；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倡导的常行不变的五项道德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常道”。儒家告诫人们，做人一定要有遵循“大道”和“常道”。那些“大逆不道”者，自然就无法立足于社会。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个“道”，就是“大道理”。 “道”之真意甚多甚广，包容乃大乃全，但其中之真谛却是与人生之追求相关切。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说：“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说好理解也好理解，说难理解也的确难理解，但不管怎样，在老子的心中，这个“道”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东西。于是，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这个“道”是多么的重要，是一切的“源头”，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根本的东西。孔子要人们“志于道”，就是告诫人要有大的志向大的追求；而“据于德”，则是要人在“实践”中，要据德而行。这个“德”是应“道”而生的，是人通过修身养性而形成的一种品性。而“依于仁”，就更加具体了，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可操作性”了。如果说，“道”是宏观的，“德”和“仁”就是微观的了。所以，古人常常把“仁”“德”合在一起说“仁德”。

　　这个“仁”是“五常”之首，是排在义、礼、智、信之前的。所以，我认为，“仁”是最为关键的。没有了“仁”，一切都枉然。什么是“仁”？“仁”就是“爱”，就是“博爱”。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讲得就是“仁爱”，即“博爱”。这与孔子对大同之世的理解“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前几天，我看了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他说他活到了80岁，觉得有一句话一定是做人的准则：自己享受生活，也帮助别人享受生活。“帮助别人享受生活”，就是施仁爱与他人。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德行，也是最高境界的德行。所以，“仁”字，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人”，它包括“我”和“他”。

　　道德之所以成为一种“力”，是因为，道德始终是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法律也是一种“力”，但是，法律是“你必须这样做”，而道德是“你应该这样做”。法律是强制性的，你违反了它，就要受到严惩；道德是非强制性的，你违反了它，你顶多只会遭到舆论的批评。道德是一种大家约定俗成的规则，是每个人都已经认同了的，因此，讲道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是从内心发出的呼唤。道德沦丧，是非常可怕的，它会让人变得极端自私。自私是人类最丑陋的东西。自私的结果是，人类用自私毁灭了人类自己。《圣经》中的“亚洛方舟”的故事的起因，就是由于当时的人类极端自私而没有专一的信仰，结果惹恼了上帝，遭到了“毁灭”的惩罚。

　　道德力之于食品生产，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引发了牛奶的“三聚氢氨”事件，结果是“三鹿”轰然倒台。“三鹿”的“生产力”可谓是现代化的了，可是由于没有“道德力”的支撑，它的“生产力” 最终归于零。

　　所以，我认为，生产力并不代表一切。生产力是物质的，道德力是精神的。道德力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必须要有道德力作为支撑。生产力可以生产出产品，但这种产品是“死的”，只有把这种“死的”产品中，浸泡于道德的溶液中，“死的”产品才会变成“活的”产品，才能“鲜活”地“走进”千家万户。因为，人们更为看重的是，这个产品上是否附着着道德的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看重的并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道德水准。可见道德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会演化为一种无形的“生产力”，我称之为“道德力”。

　　所有的产品生产都少不了道德力的支撑，但道德力之于食品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食品生产有其特殊性，因为其产品涉及人的健康。食品生产的过程也非常复杂，它涉及到三个产业，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具体又涉及到种子、土壤、灌溉、施肥、收获、运输、加工、包装、冷藏、销售、再加工等环节。这些环节中，只要一个环节有道德力的缺位，那最终到达餐桌的食品就很可能会涉及到“安全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国，食品生产的技术和设备，不能不说是“最为先进的了”；食品的质量标准，不能不说是“最为严格的了”；食品生产的法规，不能不说是“最为完善的了”(《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历时5年，经过了13次立法调研和全国人大4次审议)，但是，我们的食品为什么还得不到公众的信赖？为什么中国人会普遍发出恐慌：“我们还能吃什么？”我们倒底怎么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的食品生产缺乏道德力的支撑。惟利是图成了食品生产者的较为普遍的“德行”。这是一个不得不引起国民高度重视的客观事实。因为，丧失了道德力的生产力，如同谋财害命。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高占祥先生说的好：“在中华大地上‘仁、义、礼、智、信’永远不会过时，只是需要不断赋予新的释义而已，它应该成为人们的信仰、成为人们遵循的生活准则。今天，我们应该大声的呼唤‘良心’，呼唤‘诚信’，呼唤‘孝道’，呼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金言。用道德力去扫除那些丑陋的东西，用道德力去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为了让我们国人更好学会自尊、自重、自觉、自醒。我们呼唤在食品生产中注入道德力，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的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

　　如果中华文化可以用博大精深四个字来概括的话，同样中华饮食文化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其中包括生产力和道德力。生产力和道德力绝不是两座静静的山脉，而是两条奔腾的江河。如果一条是母亲河——黄河，另一条就是中华腾飞之巨龙——长江。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勃发着巨龙的力量。这两条“奔腾的江河”，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脉搏一起发展一起跳动的。

　　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凝聚，中国的食品产业才会创造出无以伦比的辉煌。由此，中国的食品产业才会不辱祖国，不辱时代，不辱人类，不如使命。

　　(作者系知名旅日华人、日中环境协会理事长、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