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60多万人得了矽肺病,现在还存活有40多万,矽肺病是不可逆转的,这40多万人在相当程度上是等待死亡,而更可怕的是,没有人为他们负责。这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一般打工者所去争取的并非是非分要求,而是生存的最基本权利,比如工作稳定、能按时发工资、有社保、有住处、孩子能上学。但恰恰是这些权利的实现,都还差距大、问题多,劳工权利保护仍是现在劳动关系的最大问题。”

　　———中国劳动关系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

　　“深圳是个劳资关系非常有典型、有代表的城市,而劳资关系,即农民进城后社会关系的重建和重构又是最受关注的。”今年是深圳建市30年,日益凸显的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成为当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昨日,由一名深圳农民工发起,并联合深圳脑库专家学者共同举办的第二届劳资关系发展论坛在银湖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行。论坛焦点大多集中在集体劳动关系调整、集体谈判问题和工会等多个问题上。

　　“劳务工的基本生存权有时都难以实现”

　　深圳劳资关系发展论坛的重要发起人是一个来自内蒙的务工者吉峰,自首届论坛与深大联合举办后,此次则是与“深圳脑库”综合开发研究院延伸出的公益性、民间性学术交流平台“银湖沙龙”联合举办。由于主题是“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劳资关系的建设”,当日深圳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律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京广深各地学界专家、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公益组织、企业和农民工代表均齐齐出席。

　　中国劳动关系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表示,当前劳资关系越来越被关注,说明现存问题比较多,并出现了新特点,一是劳动者的权利意识更明确,实现权利的要求更迫切；二是劳动者对自己权利实现的途径已不仅仅局限于个别行为,而更注重组织力量。所以劳动关系正由个别向集体发展,这也是市场发展的要求。

　　“其实一般打工者争取的并非是非分要求,而是生存的最基本权利,比如工作稳定、能按时发工资、有社保、有住处、孩子能上学。但恰恰是这些权利的实现,都还差距大、问题多,劳工权利保护仍是现在劳动关系的最大问题。”常凯认为,劳动关系法制化是今后劳资关系发展的大趋向,即如何规范现有劳资关系,使劳资双方共同得到发展。

　　“矽肺事件最应强调的是政府责任”

　　深圳最近关于湖南务工者矽肺病事件受到社会高度关注,昨日也成为论坛的热点话题。常凯认为,这不仅仅是深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且最应强调的是政府责任。“我们有60多万人得了矽肺病,现在还存活40多万人,矽肺病是不可逆转的,这40多万人在相当程度上是等待死亡,而更可怕的是,没有人为他们负责。这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常凯说,根据法律法规,相关企业要对矽肺病承担责任,但如果找不到企业,政府就必须站出来负责。

　　“这里面两点,一是政府有责任找到劳动者所在的单位,要求其承担雇主责任。二是如果确实找不到,甚至企业已不在了,政府应拿出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政府在税收方面有巨大的数字,这里有企业创造的价值。”

　　对于这一观点,市人社局劳资关系处副处长吴挺也表示赞同。“政府是规则的制订者,是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的促进者,也是劳动争议发生纠纷的调停者或是裁判者。目前的劳资关系,政府作为一方,确实是第一责任主体,对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工资集体协商要对企业保持压力”

　　工资集体协商也是昨日探讨的重要话题。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表示,深圳目前的工资分两类,一个是“地板工资”,即企业以国家颁布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参照来发工资；另一个是“天花板工资”,即公司业绩可以有一个陡峭的增长线,但工人工资却是平行前进,“这样的制度不打破,就没法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他认为,工资集体协商要对企业的行政方始终保持压力。“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始终都是在斗争中,靠企业主动让步或提高觉悟都很难。从这几年的成功案例看,都是在一定压力下实现的,这些压力有来自社会舆论、国际关注,也有工人内部有效的工人组织、工会方的干预等。否则,员工在工资问题上是不可能取得突破的。”他还表示,这些也需要在法律制定上有所突破。

　　据其透露,市人大正在制定的《深圳市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已拟明确企业方在制定工资时,只能在哪几种情况出现时,才能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发放工资,这是深圳很大的突破。(张玮)

　　观点

　　农民工简辉 “希望住房公积金在农民工中推广”

　　“我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外来工聊天时,大家谈的话题主要是买房难、子女就学难、看病难。我们常说要有颗感恩的心,有些老板是否想过,他们今天的成就中包含了多少员工的汗水。我希望企业善待员工,让大家有归属感,并与政府一起把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农民工中推广开。”简辉是论坛的农民工代表,他说看了前不久美国《时代》杂志把中国工人评为封面人物,这是因为中国工人在世界经济复苏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因此也希望中国企业家把工人看成是创业的兄弟姐妹,更希望政府让农民工有机会在工作地买到房子,可以安居乐业。

　　“如果问外来工什么时候最愉快?我会说‘休息的前一天发了工资,休息当天有免费的表演和半价的电影’；如果问我心中最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什么样子?我会说‘每个员工自觉为企业多省一分钱,多赚一分钱,每个老板在企业发展后,能想到和员工一起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富士康企业代表 “为何按最低标准发工资?应该问政府”

　　在论坛中间的互动环节,针对富士康目前遵循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而员工的工资增长主要来自加班,且根据该企业代表所说“如果每个月加班80个小时,薪水大致可从850元增加到1800元”,推断加班工资占到该员工总工资一多半时,不少专家和听众都发出质疑。

　　但富士康一与会代表回应,作为制造业、电子行业,据其所知,在全中国都是依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付工资和津贴的,而富士康还包了餐补、免费的住房(宿舍)、免费洗衣等。同时,他也直言,为什么该行业都是按当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而非更高的工资标准?“这个问题最好问政府”。

　　“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富士康的国际客户在下单之前,人家已经把所有的成本都算得清清楚楚,比如在深圳做,他就会参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做出成本。制造业的利润大概只有4%左右,如果说富士康70万员工,每个员工加100块钱,大家可以核算,企业能否承担这样的费用。”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 “只要法律允许,工会可组织有序罢工”

　　昨日有专家问,已有工会探讨一旦在集体谈判遇到障碍时,在合理的情况下,工会有权组织罢工,把无序的野猫式罢工引导到有序中,深圳是否有此考虑。王同信昨日回应,目前没有组织罢工,只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利用社会舆论、政府资源和工人组织推进集体协商。“深圳的集体协商凡是搞得好的,要么是关注度高的企业,因为企业在意商誉；要么是企业本身发生重大劳资矛盾,唤醒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意识；要么是遇到部分有头脑、有组织能力的工会基层干部。”但他同时表示,学者们可呼吁出台相关法律,只要从法律上有此权力,工会就可能组织有序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