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上海公布《2009年艾滋病流行报告》。报告称，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大约已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此间透露，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陈竺表示，卫生部决定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已经考虑明年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加强防治力度。

　　由于各种因素使然，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中的弱势人群，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流动趋势的增长，农民工艾滋病感染率也在逐步提高。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加大现有的艾滋病防治力度外，农民工防艾问题的根本之道是要给予农民工平等的医疗保障。唯有如此，才能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旧模式。

　　视点关注 

　　到今天为止，28岁的进京务工人员王为(化名)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就满3个月了。

　　王为于1998年来京谋生，2002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染毒，后又感染HIV，但直到今年8月才被发现，成为一个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服务对象，并被确诊为HIV阳性。

　　据王为说，因为染上了毒瘾，他能通过项目援助获得清洁的针具交换和相应的服务，控制了通过不洁针具的继续传播，但由于自己是流动人口，在获取治疗和关怀资源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

　　“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生存压力的陡然增加，很容易使这一群体接触到吸毒、不洁性行为等极易感染艾滋病的行为。”资深艾滋病防治工作者万延海对记者说。

　　近年来，艾滋病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传播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专家指出，在农村，大规模流动人口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载体。艾滋病经由人的体液交换行为来传播，势必与人口流动的规模存在正向关系。

　　然而，流动本身并不是艾滋病传播的危险因素，是人口流动或迁移期间所处的环境和可能具备的危险行为增加了艾滋病的易感性和危险性。

　　农民工正常的性健康权利无法得到满足，加之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使他们即便面临着疾病传播的危险，也难以杜绝危险行为的产生

　　一对农民工夫妻在使用针管注射毒品后，随手将针管扔在一旁。他们未成年的孩子顺手就捡起来放在手中玩耍。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见的这一幕，令万延海至今不能忘怀。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艾滋病防控中的生命伦理难题及公共政策研究”的参与人员任洁结合自己所做的调查指出，农民工整体上文化程度较低，大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一部分甚至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由于生活所迫，他们往往容易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无暇顾及自身的卫生状况和环境状况。此外，他们的预防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也比较差，对一些疾病更是缺乏基本的了解，艾滋病就是其中之一。

　　任洁还告诉记者，农民工中的大部分人为15岁至49岁的青壮年，处于性活跃期的年龄段，正常的生理需求和行为在农民工群体中却成了艾滋病传播中的危险行为。

　　在任洁所做的调查中，虽然60%的人表示愿意使用安全套，但仍有31.4%的人从未使用过安全套。

　　“农民工正常的性健康权利无法得到满足，加之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不足，使他们即便面临着疾病传播的危险，也难以杜绝危险行为的产生。”任洁说。

　　北京市延庆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振红也曾对建筑工地农民工艾滋病情况做过调查。她说，在性行为方面，外来农民工在行为上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在刘振红的调查中，只有7.1%的农民工近一年来做过HIV抗体检测。

　　“虽然不能据此断定这部分农民工均是因高危性行为后寻求HIV检测，但起码可以从侧面反映，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有过高危性行为。”刘振红说，“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受诸多方面的影响，色情、卖淫、嫖娼、同性恋等有增无减。农民工因为远离家乡，缺乏家庭和社会的约束，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很大。”

　　在相关社会保障缺失的现状下，一般的疾病都可能使农民工出现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现象，更不要说遇到艾滋病这样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了

　　农民工感染艾滋病有这一群体自身的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记者了解到，早在2005年，“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就已启动。

　　“农民工宣教工程已进入第四年，工作出现了疲沓、放松的苗头，有些部门未将农民工防艾宣教工作纳入持续的工作重点，一些地方的宣传教育活动还限于世界艾滋病日等特定时期，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有待健全。”在由卫生部与清华大学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上，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刘康迈对记者说。

　　刘康迈还认为，自工程启动至今，各成员单位虽然都开展了农民工防艾宣教工作，但各部门工作发展很不平衡。部门之间艾滋病防治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尚待完善。一些地方的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起有效的督导和评估机制。

　　此外，诸多业内人士均认为，在农民工艾滋病防治开展的过程中，农民工相关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

　　以美沙酮维持治疗为例，万延海告诉记者，美沙酮维持治疗是国际上公认的、实践证明最有效的防止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传播的干预措施，可以减轻吸毒者对海洛因等的依赖，减少静脉注射和共用注射器的机会，有效遏制艾滋病在吸毒人群的传播。“但在农民工中，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员能长期接受这一治疗的比例偏低。”万延海说。

　　尽管早在2003年，国家就制定并颁布了对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然而，由于种种限制，政策仍难惠及农民工这类流动人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举了某地的例子：虽然非当地户籍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可在当地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得到免费咨询和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但他们不能到当地的传染病医院或综合医院服用免费的抗病毒药物，得不到抗病毒治疗；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得不到医院免费提供的母婴阻断药物和婴儿检测试剂；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未能纳入当地政府补助范围，不能按有关社会救济政策的规定得到生活补助。

　　任洁认为，当前我国的农民工既无法有效地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无法在城镇的医疗保险体系中得到令人满意的保障。在这样的状况下，一般的疾病都可能使农民工出现因病致贫或返贫的现象，更不要说遇到艾滋病这样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了。

　　创造农民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条件，保障他们的性健康权利，进而解决农民工的医疗卫生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是解决农民工防艾问题的根本之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农民工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已经为高层所重视。

　　刘康迈告诉记者，在《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艾滋病防治条例》中，都有对流动人口开展预防干预的目标要求。

　　另据介绍，2008年11月，在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国艾办主任马晓伟在报告中特别提出：

　　“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也是难点。要根据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特点，充分利用现有的平台和资源，继续开展‘农民工宣传教育工程’，提高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改变危险行为，预防艾滋病传播。”

　　刘康迈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应对流动人口中的特殊群体予以重点关注，如同性恋人群、女性人群和儿童等。此外，对大的工程、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进行集中干预，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刘康迈说，在今后农民工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还有若干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比如，农民工防艾工作应重点抓住哪个环节，是流入地干预，还是流出地干预，或者在流动过程中干预？

　　“与农民工健康有关的问题应有一揽子解决方案，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刘康迈说。

　　任洁也认为，应跳出单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思维框架，将建立平等的医疗保障体系作为改善农民工权益的基本措施，保障农民工乃至农民的公平待遇。

　　“我们既需要针对农民工的特点对其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也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改善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创造他们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条件，保障他们的性健康权利，进而解决农民工的医疗卫生保障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任洁说，“这才是解决农民工防艾问题的根本之道。” （杜晓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