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网瘾的机构中，应力名声很大，她在两个基地都当过“总督导”，熟悉治疗网瘾圈子里的所有模式，但是“导师”应力也一直处在争议之中。

　　应力身材娇小、妆容清淡、长发披肩、气场柔软，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

　　年近五旬的她有三十岁女人的面孔，六十岁男人的阅历，看尽人间冷暖之后，眼睛清澈明亮，神情困顿浑浊。

　　“基地”中成长的医师

　　应力年轻时在政府机关当公务员，搞文字工作。接着，她在上海电影艺术学院当了七年大学老师，教艺术心理学。当老师期间，应力患上了抑郁症，严重到一度想自杀。

　　“很多心理学大师都有过心理的创伤。我跟很多治疗师的区别是，我有很多直接的、间接的体验。我的心灵真正经历过灵魂的深夜，我自己也很愿意体验这种异度空间。”

　　2003年，抑郁症治好后，应力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自我对话”，“非常痛苦，写下的那些东西我现在看到都会流泪。所有学心理咨询的人都一定进行过‘自我对话’。我有与生俱来的对人的热爱。”应力解释了自己何以从一名患者转化为心理咨询师的历程。

　　从2004年开始，应力在上海的几家心理咨询机构以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做兼职，对一些网瘾孩子进行临床治疗。她说：“04年网络成瘾才刚刚开始嘛，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网瘾是怎么回事呢。”

　　“应力这些年一直在流浪。”熟悉她的王斌说。2005年初陶然基地建成之前，得到陶然邀请，应力只身赴京，受聘于“军区总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看了一年的门诊，在第一线做网瘾案例治疗。

　　从心理咨询治疗到药物理疗的全过程，应力逐渐的都熟悉了，她成为这一行业中相当知名的人物。2005年8月，应力成为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6年，团中央就开始跟他们(陶然)合作了，搞了一个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专门收治网络成瘾的孩子。”应力说，基地一成立，她就被网络协会正式派驻陶然基地，担任总督导。

　　四年中，她亲眼见证了陶然基地的繁荣，也逐渐意识到“陶氏”治疗网瘾的弊端。

　　“吃药吃一百年，网瘾是吃不掉的！”应力说。“网瘾是生理、心理、社会环境不良互动的结果。网瘾绝不单纯是疾病！”

　　2008年，应力从陶然的基地跳槽到了中国青少年心理化教育中心实践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仍然担任总督导，主管基地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和网瘾治疗的临床指导。“在陶然那里，是从治疗出发，主要做个体、家庭、团体治疗；现在这边，把脑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结合起来，更多的从预防的模式来看网瘾。”

　　不管是在陶然的基地还是现在的心理化基地，她一直都是青少年网络协会的人。

　　两个“导师”的口水战

　　跟陶然同是青少年网络协会顾问的陶宏开，现在则同陶然水火不相容。他报料称：“2006年8月，郝向宏派网络协会心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应力进驻陶然基地，当基地总督导。因为应力的加盟，还把原来的总督导杨莹气跑了。郝向宏与陶然有私下利益，三七分成。基地收入的50%上交医院，50%三七分成。”

　　郝向宏回应说：“之前，网络协会和陶然的基地确实签过共同合作的意向书。陶然也确实给网络协会提供过经费，在网络协会搞的一些活动和《网瘾报告》中，他都力所能及地提供了支持。但是现在协会跟陶然那边已经没有契约性的合作，只是工作上还是有一些配合。目前网络协会是把心理化中心作为实践基地。”

　　“这里头特别乱，几句话根本说不清。网络协会本来就缺钱，他们跟陶然合作，陶然肯定会提供经费，这也是人之常情。”同处北京大兴的戒网瘾基地新动力阳光家园的网瘾科主任王斌说。

　　应力直言陶宏开完全是在报复自己，她回忆称2005年陶宏开想跟她合作办一个素质教育学校。“我这个人比较踏实，他又没有正规机构，我就没答应。2006年，他在深圳主办了个六天的班，我和金锐(网络协会副秘书长)都过去了。头三天我主讲，孩子都好好的，第四天他一开口上课，三个孩子当场就跑掉了！后来我到了陶然那里，他就开始疯狂地对我和陶然进行人身攻击，把陶然都气疯了！”应力非常气愤，“陶宏开这个人最爱出镜，他跟我说过，‘人生最重要的是上媒体，其次才是事业。’”

　　跳槽，挖角，互相指责，理念上的不认同，利益上的分歧使最初的合作者们逐渐分道扬镳。

　　目前在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担任首席心理咨询师的杨莹在大学里的专业是哲学，2002年开始接触网瘾治疗，她称自己跟陶宏开合作挺多。她现在治疗网瘾孩子一般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的标准咨询时间是两小时。治疗一个网瘾孩子一般需要10次咨询。

　　应力指称：“杨莹就是陶宏开派驻陶然基地的奸细。说杨莹比我早到基地，真是可笑。她说孩子网络成瘾，是因为祖坟没料理好，让家长回去烧香！她还私自另外收费，因为这，陶然还被一个家长告上了法庭。杨莹在基地待了一个月，就被陶然赶跑了。”

　　但是应力的说法在杨莹那里另有一个版本，“ 2007年9月到12月，我在陶然基地当了三个月的总督导。因为我在，应力嫉妒地发狂，跟陶然拍桌子，说‘有我没她，有她没我’！陶然只好找到我说‘杨老师，你忍忍吧，她是团中央派来的。’我不想跟他们争，就回到了燕园博思。”杨莹说，“让家长去拜祖坟这事确实有，我觉得中国传统不能丢。”

　　身处网瘾治疗的江湖，名声与医术之争让从业者应力倍感疲惫。

　　“我真的太累了。”应力重重叹气。“作为心理治疗从业人员，支持系统太弱，来自政府、民众、家长的支持太少太少了。中国的心理治疗市场太不成熟了。我现在就一直想，真的，不做了。我一个上海的南方女人，漂泊在外，有的时候真想放弃。我的父母、我的女儿、我所有的家人都问我，‘这么累，你到底图什么？”(苏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