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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记者/唐磊 文/刘刚(发自南平)

　　“你去问问卫生局，这三四年，南平所有医院，总共赔了家属有好几千万。”南平一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南平“6·21事件”还未结束，6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一名新生儿死亡，20余人追打医生，被打掉门牙的医生从5楼跳出，多处软组织挫伤。堵医院、拉横幅，死者家属到医院闹事的手段和南平多年盛行的方式如出一辙。

　　这种闹医院的示范方式，已在五六年内遍及南平地区，难以整治。

　　要闹，不要鉴定

　　医院大厅摆满花圈、挂着白色条幅，家属在医院烧纸钱。这是南平市市民、尤其是在医院工作的人常见的一幕。这种情形出现，肯定是医院又死人了，家属又在闹了。

　　《中国新闻周刊》得到的2009年南平市卫生局发布的《南平市近年医疗纠纷情况调研报告》(以下简称《纠纷报告》)中提到，在较大医疗纠纷群体事件处理过程中，医患双方互相理解、心平气和、冷静处理的很少，患方大多采取以严重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秩序为手段，胁迫医院满足自己的无理或过高的要求。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还没有出现过家属围攻医院的先例。那时家属对医生很尊重。病人住院，若病情恶化，医生会及时告知家属，说科学技术还达不到抢救的条件，家属往往都会理解。” 南平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王军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曾担任该医院的医务科科长，“甚至有的病人家属，趁病人尚存一口气，也要抬回家，按照当地风俗——死在家里。”

　　1998年的一次医疗纠纷，应该是目前风靡南平市的索赔方式的开端。那年，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手术时心跳骤停，死在了手术台上。后查明老人有潜在的心脏病，可能是术前的麻醉等原因诱发。按照常规做法，医院分管领导会找到死者家属谈话，同时拿出病历封存，请家属签字。但老人的家属说病历被医院改过了。10多个死者家属，每天到医院缠着分管副院长，要求解决此事。要求也很简单，就希望医院作出赔偿，家属的过激行为最多也就是把医生或者院长堵在办公室里。

　　根据当时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发生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一般有3条途径解决，第一是申请医疗鉴定；其次是在责任不明的情况下，双方友善协商；最后是通过司法程序。“几乎没有家属会选择做医疗鉴定，”王军平描述，“家属一般都是桌子一拍说，‘你们什么都不要讲，一句话，给钱就走人’。”

　　“病人维权意识增强，也是那时出现医疗纠纷的很大一个原因。”南平市卫生局副局长蔡钟沐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医疗过程中，一旦发生病人或家属认为其权益受到侵权，即会产生医疗纠纷。”

　　在病人和家属自己认定为“医疗事故”后，就会提出各种要求，如要求取消治疗期间所有治疗费用或给予适当的安葬费用，甚至纠集人员纠缠医院，采取“三不”——即不作医疗鉴定、不走司法程序、不进行调解，要求医院高额赔偿。

　　1998年的那起纠纷，家属索赔50万元，最终医院给了家属3万元。

　　南平医疗环境变迁的第二个节点是2006年春节，“从那一次死者家属大闹南平市人民医院后，南平医界就再没有安宁过。”南平第一家大型民营医院仁爱医院的董事长郑宝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06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深夜，一个年轻人打架受伤，被送到人民医院抢救。入院时，病人大量失血，血压脉搏都已经测不到。因涉及刑事案，警察和法医都来了。晚上11时，伤者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法医很快给出了鉴定结果：死者系斗殴时被对方踢到心脏，心脏破裂而死。

　　尽管如此，家属仍开始了曾轰动一时的“闹”法。次日天亮，赶来的死者家属，兵分多路，实施行动。一路人堵住了医院大门，在门诊大楼一楼设灵堂，摆起花圈；一路人手持工具，将医院乔迁新址时的大花瓶砸碎；另一路印了很多宣传单和小册子，印着“人民医院草菅人命”“抢救失误，年轻人被医死”的内容，在医院门口见人就发，同时，不让病人进医院就诊。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5天。尽管报警，但赶到现场的警察，只是维持现场秩序，并没有对家属采取强制措施。

　　“按当地农村习俗，把灵堂撤了，就相当于是挖别人祖坟，是对死者的不尊敬，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王军平回忆说，“警察不对设灵堂的家属采取强制措施，医院也能理解。但是最后政府出面调解，医院有理没理，都要赔钱给死者家属，就会让社会误解‘医院一定有错’。”

　　最终医院赔付死者家属1.8万元。尽管在院方的要求下，死者家属在《闽北日报》刊登了一封“道歉信”，但每天几十号人大闹医院的场景，经过口口相传，很快就传遍了5元摩的费就能跑遍市区的南平，家喻户晓。

　　那以后，在南平出现了这样的惯例：死者家属只要闹，就有钱，不管鉴定结果如何。“即使医疗鉴定判医院没有责任，医院还是会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象征性赔两三万元钱给家属。”南平的一位医生说。

　　医闹在升级

　　“医闹事件，去年我院碰到十起，今年杨俊斌是第三起。”南平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陶山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医院难免要死人，我们的做法是‘闹’可以，只要没有太过分，我们都是跟他们洽谈。我们希望比较平稳地处理医疗纠纷。”

　　王军平则认为，医院主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花钱买平安、满足患者一些无理要求，甚至是敲诈的违法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医疗纠纷数量增加。

　　《纠纷报告》统计，从2002年到2006年10月，南平市由医疗纠纷引发的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共156起，其中围堵医院事件有133起，受伤医务人员55人，医院财务损失共计125.2万余元。而且为避免纠纷冲突的扩大，这些损失最终均由医院承担。

　　但从2006年到2008年，南平全市医疗机构共发生医疗纠纷554起，总赔付金额高达1171.37万元。其中2006年165起，2007年203起，2008年186起，呈显著的增长趋势。

　　作为仁爱医院董事长，郑宝萍第一次碰到解决不了的纠纷是在去年。

　　2008年的8月29日凌晨，护士巡视病房时发现一位28日出生的患儿有危急情况，即刻转市第一医院治疗，后抢救无效死亡。第一医院小儿科初步诊断“先天性心脏病”，同时要求做尸体解剖，遭家属拒绝。

　　29日下午3时，数名家属代表在医院6楼会议室与郑宝萍交涉，要求赔偿30万元人民币。双方意见分歧较大未达成结果，医闹升级。警察赶至现场，也只是“维持秩序”。从下午5时到晚上9时，鼻骨被打至多处骨折的郑宝萍被死者家属围堵在一楼一间诊室内，强迫抱着死婴4个多小时。

　　接连三天，死婴家属在仁爱医院设灵堂，医院无法正常营业。地方政府参与调解，医院同意预先支付4万元人民币，然后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起医患纠纷，患方拒不接受。“市里一直压着，说一定要赔。”郑宝萍说。最终医院赔偿8.8万元了结此事。医患双方签订协议时，家属竟然加上一句“互不追究责任”的条款。郑宝萍的鼻骨被打断，法医鉴定为轻伤，已构成刑事案，打人者至今没有受到处理。

　　《纠纷报告》指出，南平部分医疗纠纷疑有职业医闹参与。在各地医疗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中，有部分呈有组织、有策划、分工明确，有非患者直系亲属、社会闲散人员参与。虽怀疑有职业医闹参与，但无明确证据。比较明确有职业医闹参与的是2007年7月，武夷山市妇幼保健院一孕妇由于羊水栓塞胎死腹中，纠集数十人围堵妇幼保健院，设灵堂、摆花圈，使妇幼保健院停诊7天，如此长时间停诊，举国罕见。

　　地方政府的苦衷

　　包括“6·21事件”在内，很多医疗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执法都缺乏力度。公安人员到场后，往往只能是维护秩序，对明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未能及时依法处理，一定程度助长了“医闹”的气焰。

　　在“6·21医患纠纷”中，医生和患者家属都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现场警察不作为。南平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徐呈虎接报后，要求公安部门既要迅速出警，制止违法行为，尽快平息事态；又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防止因举措失当、应对不妥而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一位参加任务的警察说，我们站着不动，等命令，盾牌都贴身放置。

　　“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同于单一的刑事案件，不简单是抓不抓人的问题，党委、政府选择处置方式时，都是非常慎重的。”南平市延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建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福建省公安机关维护医疗秩序工作规范》第五条规定：“对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坚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处置工作原则，慎重采取强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

　　在类似的纠纷中，警察时常无从下手，也不愿出手。按当地警察的话说，出了问题谁负责？

　　——2005年，一名警察到南平市王台镇处理纠纷，被村民捆在树上，全身浇遍大粪。最终此事不了了之，该警察愤然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