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流行的“农民工是艾滋病防治中亟须进行‘行为干预’的‘高危人群’”、“农民工是艾滋病的重要感染源头，是传播艾滋病的‘桥梁人群’”等说法，昆明医学院教授、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张开宁表示出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别把农民工污名化。农民工是应对艾滋病的脆弱人群，但不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张开宁有说服力的数据和资料来自云南“保龙高速公路性病艾滋病预防项目”，他是这个项目的监督评估组组长，两年多来，他参与了这一项目的大量调查。

　　他指出，“高危人群”一般是指具有高危行为的人群。主要包括：静脉吸毒者、同性恋、“性工作者”及其顾客，以及多性者等。而“脆弱”则是指“暴露于危险或威胁之中，且对危险和威胁所带来的影响缺乏应对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1亿多农民工，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技术技能低，获得信息和资源的程度低，收入低，流动性大，生活、安全、卫生条件差，性冲动化解能力差，艾滋病防范意识薄弱，缺乏医疗卫生服务和应对艾滋病的指导，是一个为数众多的脆弱人群。研究表明，艾滋病往往倾向于袭击那些由于性别、年龄、民族、经济状况、文化等原因而遭受歧视或面临被边缘化的个人和群体。因此，在艾滋病的威胁下，农民工的脆弱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应对艾滋病方面的脆弱性”。

　　“城镇中的大多数农民工都承担着脏、累、重的工作，并且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都较差，人们往往容易把他们和破坏社区健康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甚至误以为他们是有高危行为的人群，忽略了他们面对艾滋病的高度脆弱性。2006年实施的‘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由于‘工程’的对象是农民工，就更容易加深人们对农民工的偏见和误解。”张开宁说。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沈海梅认为，“把农民工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已经赋予了农民工一种新的社会角色”。

　　“在‘防艾滋病’、维护人民公共健康的国家话语下，实施‘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就把农民工和吸毒人员、‘性工作者’、男同性恋人群放在了一起，使之成为需要整合的特殊社会人群。”她说，“这种关联，一方面会使农民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把农民工与艾滋病并置在一起，也存在危险性。社会上对艾滋病不了解的恐慌以及厌恶，会增加对农民工的负面印象，降低社会对他们的认同，甚至有可能把农民工置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地位。这种并置，也会遭到农民工一定程度的排斥，对宣传产生抵触，而削弱宣传效果。”

　　沈海梅认为，“预防”这类话语可以改为“建设”，如在农村社区的发展规划中，专设“人口流动与社区公共健康建设”专题，在农村常住人口中普及艾滋病知识、安全套的使用等预防方法，探索更有效的农村公共健康建设模式，分性别人群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干预，“突出‘农民工与公共健康建设’这样的宣传话语，而不是把农民工与AIDS并置。”

　　“非常重要的是，不能把1亿多流动人口都贴上‘加速艾滋病传播’的标签。要做好工作，首先是对农民工和流动人口的尊重和保护，而不是武断地给他们贴上任何标签。”张开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