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声称是“针对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法律适用依据”。事实上，不论是医生、教师等非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资格，还是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被划入商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在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中都已经得到明确。

　　从“两高”所拥有的司法解释权限来看，《意见》也只能是对现行法律的“释法”，而不能超越法律去自创新法。引发舆论关注的“医生、教师吃回扣以受贿罪论处”，并非从《意见》颁行开始才作如此认定。这实则只是对刑法相关规定的文理解释。与此相比，《意见》第2条将刑法第163条、第164条规定的“其他单位”，具体列举为“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更强。只是这一条款也存在着与其他司法解释同样的痼疾，那就是“司法解释不解释”。作为司法解释的《意见》在内容上只有判断，而没有推理，没有论证，也没有说明。如果司法机关在适法上应作解释中的如此认定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出台这些“司法解释”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司法解释所关注的内容本身就是富有争议的，“不解释的司法解释”在颁行之后也不可能很好地弥合争议，相反，倒常常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猜度。

　　我们或许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意见》的出台。在我们这个制定法国家，法官及检察官的司法行为，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意见》及其他众多司法解释的作用其实只是充当一份“法律适用辅导手册”而已。法官或检察官在办理商业贿赂案件时，仍然要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而不是依据《意见》来作出判决。所以，对法条已有透彻理解的高水平的司法官，是无需这些“法律适用辅导手册”的。只有那些看了法条也不知所云，无法理解立法宗旨的低水平的司法官，才格外期待最高司法机关下发具体而细致的种种《意见》。为什么最高司法机关近年来频频下发司法解释，这其中既有社会发展迅速，法的解释也理应因时而变的因素，更有司法官大众化的现实背景。尽管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已推行6年，司法官在精英化和职业化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就全国范围来看，长期以来的大众化倾向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仍有不少低水平的司法官无法适应日益精密与繁复的司法体制。

　　从司法精英化的趋势来看，因司法非精英化而催生出的种种“司法解释”也必将因为精英化的逐步实现，而日渐减少。对“两高”而言，也应更谨慎地运用司法解释权，防止基层司法官员形成“司法解释依赖症”。即便必须为之的“解释”，也应着重于“解释”本身而不是着眼于给出一个简单的认定。换言之，司法解释应着力于传授司法官以“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司法技艺，而不是培养司法官唯司法解释办案的依赖心理。

　　以媒体刻意渲染的“医生、教师吃回扣以受贿罪论处”为例，难道没有“两高”的这份《意见》，基层司法官员就不知道如何依法办理医生、教师受贿案了？！ (王琳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