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自国家体育总局西行约200米，便可以看到体育总局训练局那扇黑色栅栏大门。由此进入训练局，向南直至长青路，天坛东路以东，龙潭湖以西，这块大约19万平方米的区域，是中国名符其实的“金牌生产基地”。这里，集中着15个国家级专业训练场馆，11个项目的近千名国家队运动员在此训练，中国军团在北京奥运会上51枚金牌中34枚出产于此。

　　两个月前，这里还充满紧张的奥运备战气息，处于严密的安保措施下。事实上，自1951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前身——中央体育训练班正式成立以来，这个肩负培训国家金牌选手重任的所在，就始终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保持着略显遥远的距离。

　　不过，自10月6日起，这种距离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所属8馆2场2厅将面向公众全面开放，个人和集体在购买会员卡后，便可进入场馆，使用那些世界一流的体育设施器材进行健身，价格却只是“北京市同行业均价。”这些开放的场馆包括公众最喜爱的篮球、游泳、排球和乒乓球等项目。“你可以和姚明使用同一个篮筐，和刘子歌使用同一条泳道”，有媒体欣喜而煽情地评价道。

　　与训练局场馆一同走近寻常百姓的，还有总局冬季运动中心、射击射箭运动中心、自剑中心以及奥体中心、北京体育大学所属奥运场馆等共6个奥运场馆群。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强调，这次体育总局开放奥运场馆，“是践行‘人民体育为人民’宗旨的需要，有助于加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推动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促进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

　　批评之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新建场地场馆有脱离实际之嫌，二是现有场地主要是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不力。

　　“人均1.03平方米”之痛

　　想锻炼，没去处，始终是困扰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一大难题。

　　家住上海市徐汇区的张力告诉记者，他家附近有所中学，每逢周末，为避免周边群众使用校内体育设施，学校就会将篮球筐用铁链锁住，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奇观”：打球者随身携带竹竿，投球入筐后，再用竹竿把球捅出来接着玩。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数字，截至2003年底，全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约85万个，面积为13.3亿平方米。但这些场馆中的约2/3分布在大、中、小学，百分之十几属于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厂矿，真正面向社会公众的场馆不超过20%。

　　2002年发布的《第二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显示，34.9%的被调查者选择“缺少场地设施”作为“影响参加体育活动的原因”。

　　“全国人均可使用的体育场馆面积大约在1.03平方米左右。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这个数字大约是5到6平方米，差距明显。”第一、第二次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课题组组长、原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秦椿林教授说。

　　为增加体育场地，体育部门近年来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路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仅2002年以来，全国各地投入资金30亿元，建设“全民健身路径”30000多条，增加体育场地2000多万平方米。

　　然而,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薄弱的基础面前，这样的努力还是显得杯水车薪。就在六大奥运场馆挂牌“全民健身基地”的新闻发布会上，冯建中副局长亦承认，“总体上看，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数量、质量和服务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健身需求。”

　　抛开发展速度不论，来自学者及民间的批评之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新建场地场馆有脱离实际之嫌，二是现有场地主要是学校体育场地开放不力。

　　在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张洪潭看来，各地建设的全民健身路径在功能设置上值得商榷。“一些器材更接近于‘游戏道具’而非‘体育器材’，健身效果有限，适用人群窄。”其结果是，遍布各社区的全民健身路径大多只为老年人使用，对广大中青年人群缺乏吸引力。“应该更多地建设一些真正的体育器材，如单双杠、固定杠铃组以及简易球类场地。”张洪潭认为。

　　此外，一位不愿具名的体育界人士表示，我国一些地方的体育场馆建设中存在盲目求大型、求高档、求专业的倾向，“高档的场馆当然需要，但群众更需要的是一批建设在社区中、乡镇中的能满足基本需求的小型体育场馆。那些高档专业体育场馆即便开放，其价格也无法为普通百姓接受。”

　　为提高现有公共体育设施利用率，近3年，体育总局和教育部共同探索学校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之路，全国已确定两批29个省、市的499所学校作为开放试点。不过，“第一批学校场馆开放效果不错，但第二批学校场馆开放还存在一些问题，开放效果不甚理想。”秦椿林则估计“实际开放比例不足30%”。

　　对此，体育总局方面表示，学校场馆开放关键在于进一步依托政府主导,教体共抓,切实加强此项工作的组织管理、检查和监督。今后，总局将与教育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一道，动员各级人民政府，制订专门的扶持性政策法规，鼓励和保障这项工作顺利开展。

　　我国20到50岁这部分人群，真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最多也就在7%左右。

　　到底有多少“体育人口”？

　　2002年公布的数据中，我国“体育人口”的比例为33.9%。所谓“体育人口”有三个基本标准：每周体育活动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且达到中等负荷强度。

　　33.9%这个数字，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简单。

　　首先，“体育人口”无确切标准和定义。以“中等负荷强度”为例，据秦椿林介绍，体育界公认的“中等负荷”一般指运动后心跳达到120次到150次，但在前两次调查中，出于可操作性的需要，像散步这类无法达到心率要求的健身方式，以及围棋、桥牌等智力体育均被统计在内。

　　其次，这个数字将7岁至15岁的在校学生，以及解放军、武警等作为当然体育人口统计在内。除去这两个人群，2002年我国16岁以上体育人口比例只有18.3%。

　　而且，调查结果表明，我国体育人口的结构非常不合理，呈现明显的“马鞍型”分布。即少年儿童和老年人体育人口比例高，中青年体育人口比例低。调查显示，多数人口进入青年时期尤其是离开学校后，有中断体育活动的现象。在2002年调查中，中断体育活动的人口中，20岁以下者占68.7%，30岁以下者占90.5%。

　　如果将以上几个因素综合考虑，秦椿林估计，“我国20到50岁这部分人群，真正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最多也就在7%左右。”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都认为场地问题并非影响我国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最大障碍。“最大的问题在于没能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张洪潭说。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努力多年，我国整体群众体育氛围尚无法与欧美相比。在瑞典，仅仅“有组织参加”体育活动的体育人口，就高达70%，美国的数字与此大致相当。张蕾，2002年北京某大学毕业后赴芬兰留学。“去了后发现那里每个人每天都要锻炼。”在环境的影响下，原本不爱运动的张蕾也开始长跑，2004年和2006年，她甚至两度回国参加马拉松比赛，并在第二次成功跑完全程。“这在以前绝对不可想象。”她说。

　　据秦椿林介绍，第一次调查的时候，某些地方数据呈现出“非体育人口体质水平超过体育人口”的奇怪现象。研究人员一度认为数据搞错了。后来发现，正是那些身体出现了问题的人才想到去锻炼。“这说明国人的运动观念还很成问题。”秦椿林感慨道。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上了1000多节体育课，却连个前滚翻也做不好，这样的孩子，怎么能指望他离开学校后对体育健身产生兴趣？

　　“疲软”的学校体育

　　新中国群众体育事业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1951年，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随后又实行了工间操制度。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大字，至今悬挂在国家体育总局大楼顶端。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群众体育与巩固国防、建设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1954年，中央政府公布了《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次年，“劳卫制”正式在全国推行。从学校到工厂、机关，由城市到乡村，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尽管这项制度仅仅实施数年，但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学者们依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它“在当时的条件下，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推动群众体育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64年之后，“劳卫制”被《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取代。新世纪以来，教育部开始在大中小学推行《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张洪潭教授认为，从当年的“劳卫制”到今天的《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对于体育教学的要求实际上是在不断退化。“比方说引体向上，逐渐为‘悬垂’代替，连推铅球也被推沙袋代替。”在“去竞赛化”的指导思想下，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与竞技体育渐行渐远。

　　“国际通行的短跑项目是60米跑，我们的中小学生却在跑50米；标准中距离径赛项目是1500米，但我们的教学却是1000米。长此以往，我们的孩子连田径比赛都看不懂。为什么不能按照真正的竞技体育要求指导我们的学生？”

　　秦椿林教授介绍说，在发达国家，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是三位一体的系统。他举例说：“80年代美国中学生运动会男子400米的纪录是45秒6，而我们当时成人的全国纪录是48秒，足见其群众体育总体水平之高。”

　　“我们的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上了1000多节体育课，却连个前滚翻也做不好，这样的孩子，怎么能指望他离开学校后对体育健身产生兴趣？”

　　在忧心忡忡的张洪潭看来，学校体育的弱化，才是我国体育人口“马鞍型分布”的根源所在。(王舒怀 王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