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

　　其实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企业也有企业的难处，按理讲，发生精神障碍以后送医院，谁可以有权利送医院，一般情况下是要亲属同意，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法律，一般只有警察可以有这个权利，一般情况下企业是没有这个权利强行给他送到医院。

　　主持人：

　　这个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给您，因为我们知道在富士康是从今年，进入到今年以来，这已经是第七起了。在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多起跳楼的事件，如果站在学理这个角度上，发生率算不算高？

　　樊富珉：

　　从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自杀率的统计是按十万分之多少统计计算的。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按照卫生部统计，是十万分之十几，十六左右。

　　主持人：

　　这是在一年的时间内？

　　樊富珉：

　　对，富士康我们去了以后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企业，40多万人。

　　主持人：

　　您觉得40多万人的企业发生…

　　樊富珉：

　　十万分之二三左右，大学生我们也做过统计，大概十万分之二到三左右。

　　主持人：

　　您觉得这是低还是在范围之内的？

　　樊富珉：

　　如果从全国的自杀率来比的话，应该还是低。

　　主持人：

　　好。

　　樊富珉：

　　但是15岁到34岁这样一个年龄段，从统计来看，自杀现在已经成为死因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

　　好，谢谢您。岩松你看，刚才樊主任也说了，在正常范围内的一个自杀率，你怎么看？

　　白岩松(评论员)：

　　我觉得一个问题要分成两个层面看，首先要看到作为一个企业，富士康的确有它很难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它这一个厂区，卢新自杀的这一个厂区就有30多万人，如果加上深圳，他的厂区是4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城市。可是它又不如一个不小的城市，因为在一个不小的城市里，是由一个又一个家庭构成的，那种心理抚慰、亲情之间的牵绊和有效那种警觉、观察等等。在城市里头，其实要是由家庭构成的话，要更容易一点，但是在他这儿是一个同治化极其明显的一个厂区。18到23岁之间，80、90后孩子占到他整个员工的80%，30多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第二个，80后、90后这批新生代到异乡去打工的人，他的抗压能力、吃苦能力不如上一代。因此如果再用上一代的管理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这一代人更自尊、更脆弱，压力也更大，梦想也更大，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家里人生存下来，他有自己的梦想，经常容易在这种罐头一样厂区之内被挤压的，梦想被挤压没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绝望，所以的确有它现实的难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这一个方面。

　　主持人：

　　你说公司有了难处之后，相应的责任又在什么地方？

　　白岩松：

　　是，我想说作为富士康的硬币的另一方面，他的新闻发言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面对卢新的自杀，说这一次我们尽力了。第一个我承认他这一次尽力了，因为在卢新出现这种幻觉，包括有人追杀他等等问题的时候，请了心理干预专家，有朋友去陪他，还把他的父母从异乡请过来，还差四个半小时他的父母就到达深圳，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两点我们是要提出一点点质疑的。

　　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提前告诉卢新他的父母要来，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他的精神已经出现这样一种幻觉，出现了很大的压力沮丧的时候，是很怕见自己的父母的，所谓无颜见江东父老。父母要到，有可能成为他的一个催化剂和巨大压力产生的点。

　　第二个，我想一说大家就能够明白。在接连之前，今年已经出现了六起跳楼事件之后，这一次陪他的两个人和他，厂子给他安排住处的楼层是六层，连新闻发言人自己都说，心理专家要给我们更细致的指导，我们是不会把他安排在六层的，哪怕安排在一层或者说地下室，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会推迟上演，所以我觉得这还仅仅是一个表象上的责任，身后的责任我觉得一会儿有时间我们还会再谈。

　　主持人：

　　在富士康发生一系列跳楼自杀事件发生之后，人们自然要问，富士康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另外为什么在这里会发生这么多这样的事件？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刘楠(本台记者)：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我所在的地方是深圳富士康普工招聘点，这些人们从凌晨5点钟开始来排队，为了是竞争一份工资刚刚达到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的一份工作，尽管富士康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发生了七起跳楼事件，但是并没有影响来招聘的人数。

　　应聘者1：

　　因为听说这里待遇很好，所以过来看看。

　　应聘者2：

　　我朋友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说还行，让我来这里。

　　应聘者3：

　　听老乡他们说，富士康的效益都比较好，还有工资这些都还可以。

　　解说：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仅在深圳地区，员工人数就高达42万人，而这是个动态数字，每个月都有大量的人走，大量的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