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中国邮电事业时，全国仅有城市市内电话31万门，其中人工电话10多万门，各省会和大中城市之间的电信联系主要依靠无线电台。全国除沿海个别县城有电话外，90%以上的县没有电信设施。

　　经过“一五”时期的大规模建设，至1957年底，全国已建成国内长途有线通信网，新建和扩建了北京等25个城市的自动电话设备，使全国2000多个县城基本上有了市内电话，并对原有市话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了通信质量。

　　不过，在东西方冷战和技术封锁的大背景下，受到总投资较少、发展多次被政治运动打断的影响，至1978年，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78年，我国电话普及率为0.38%，交换机为368万门，而美国早在1895年电话普及率就已达到0.5%。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市话和绝大多数长话需要靠人工接续，绝大部分农村地区还在使用原始的手摇话机，技术装备比发达国家整整落后二三十年。从1949年到 1978年，我国对电信业的总投入只有60亿元。

　　1978年后，随着对通信事业的定位从专政工具转变为为社会经济服务，在初装费、利用外资等政策支持下，我国通信事业开始了大发展。从1978 年电话普及率仅为0.38%，到1990年的电话普及率1.1%，到1995年的电话普及率4.66%，再到如今，我国电话用户数突破10亿户，跃居全球之首。

　　60年，一甲子，通信业的高速发展建立在祖国经济腾飞的基石之上。而在今天，迈过3G门槛的中国通信业，正在逐渐由追赶者转变为共舞者。新时代的中国，在新的起点迎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通信业也是如此。

　　经验1：融入大局 改善民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197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邮电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邮电通信是社会生产力”的观点。针对当时通信能力已不适应国家对外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形势，自1980年起，通信业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收取初装费、引进国外市话技术装备免费、三个倒“一九”等政策，完成了行业发展的原始资金积累。20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信息化进程，通信业也开始推动自身向现代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转型。

　　经验2：坚持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在自主创新上开展了大量实践。比如，1964年，邮电部就组织研制600路微波、600路载波以及配套设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采取了“大胆引进”和“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思路，期望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的差距。通信业在这个过程中坚持自主创新，目前在第三代移动通信、光通信、数据通信等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国提出的TD-SCDMA成为全球3G三种主流国际标准之一。

　　经验3：以规模经济促发展

　　1958年，鉴于当时中央国营工业企业纷纷下放，邮电部也仓促向国务院提出了把邮电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全国完整的通信系统被人为地分割，造成了建设无计划、通信无秩序、指挥不力、调度失灵的严重混乱。此后，我国通信业在发展中一直注重通信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比如，2004年前后，发展农村通信也成为中国移动“新客户、新业务、新话务”三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用户占到了中国移动新增用户的约50%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