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起，被寄予厚望的《反垄断法》即将开始实施。历经13年始磨一剑的《反垄断法》，人们当然有理由寄予厚望，然而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宏伟介绍，原先制定草案时计划在今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个配套规则，迄今为止，无一出台。(中新网7月27日)

　　40余个配套规则无一出台背后的潜台词是，没有配套规则，《反垄断法》如何以及靠什么实施——专家的如此判断让人大跌眼镜。8月1日起实施的究竟是法律还是配套规则？如果没有配套规则法律就实施不下去，那么到底法律是“上位法”还是配套规则更有法律效力？毕竟，任何法律的配套规则都是为了辅助而非替代法律的实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造成配套规则比作为“上位法”的法律更有法律效力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反垄断法》的规定太过原则化，以至于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正如有专家介绍的那样，“仅有8章57条的《反垄断法》，被认为极具原则性，诸多方面需要细化，甚至包括每一个概念”。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对于反垄断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着几十万字的法律文件，有着无数个案例和指南，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依据”。

　　不能仅用我们的反垄断立法刚刚起步，来为法律遭遇的尴尬进行辩护。当一部法律甚至原则到无法执行的地步，公众不知道是该为法律的表达凝练而庆幸，还是要为法律的形同虚设而深感悲哀？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力，一个从规定层面上都执行乏力的法律，很难说是成功的立法。我们需要的不是国家已经制定出了哪方面法律的“政绩”，而是制定出的规则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这其实与立法的理念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直以来，我们立法的惯例是宜粗不宜细，虽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立法原则有其独特的智慧所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如果法律规定的过细，会成为发展的致命障碍，难以实现法律“原则性和灵活性并举”的实施效果。但是，当我们的社会迈入“精细化管理和规范”的时代，粗线条的立法难以勾勒出细线条的社会生活，法律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甚至有成为纸空文的可能。

　　为了让法律不至于成为空文，就得通过形形色色的实施细则、配套规则来完成原则性法律的“具体化”。可问题是，如果实施细则或者配套规则是法律的立法者制定的倒也罢了，但太多的法律实施配套规则，其实都是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红头文件作为载体。如果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权力，那么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实施细则或者配套规则，实际上就会成为违背基本程序正义的“自我规范”。

　　粗的法律和细的配套规则，实际上颠倒了两者的效力关系，让配套规则成为事实上的“上位法”，而行政部门也就成为法律的制定者。这样本应由人大制定法律所能避免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就会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借尸还魂”。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华为的万人辞职风波，粗线条的《劳动合同法》根本无力规范和解决，只能靠实施细则甚至各地的指导意见来规范，法律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当一部法律的威力总是要靠实施细则或者配套规则来“狐假虎威”时，这样的法律已然是一部失败的法律，不能不说是立法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