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局
2月25日,微点副总裁田亚葵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不清楚案件细节。他同时表示,微点公司正常运转,其产品“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目前可以通过微点网站以及连邦等渠道购买。
瑞星副总裁毛一丁则表示,其正在澳大利亚休假,不太清楚案件进展情况。他建议记者去公安局和检察院等部门求证。
很显然,“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的全部真相还有待有关部门做出最终的结论。但相关当事人夹杂其中的恩怨情仇却不难追溯。
据记者了解,加盟瑞星后,刘旭花了2周时间,为瑞星防病毒卡做了很详细的整体设计,找了一个博士生编程,很快做出了产品。
这款产品的成功出乎刘旭与王新的意料。1993年4月,瑞星防病毒卡一个月就销了一万套,瑞星成为国内防病毒卡市场的No.1,华星则被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据知情人士介绍,就在瑞星走向成功之际,其在王新的主导下展开多元化,拿着防病毒卡赚来的钱四处投资。而这段时间,杀毒软件异军突起,防病毒卡却成为过时的产品。至1997年,瑞星的市场份额收缩至不足1%,市场老大的地位被江民科技取代。
刘旭早在1993年就看到了杀毒产品软件化的问题。面对失利,瑞星开始重组。最终,瑞星决定由刘旭出任总经理;王新任董事长,但在公司决策上只担任顾问角色。
刘主导瑞星实施新政,聚焦杀毒软件市场。到了1999年,瑞星开始夺回部分市场份额。同时,瑞星将公司产权股份化、法律化,解决企业遗留的利益问题、地位问题和心态问题,当时确定王新占股约60%、刘旭约30%。
1999年,瑞星重新占据反病毒领域的主导位置。
2003年,离开瑞星后,烟不离手的刘旭有一段时间常把自己封闭起来,回忆瑞星岁月。那是一段有过风雨,更多却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其间,中关村的企业有的合了,有的散了。
阳光没有灿烂到永远。中关村这对曾经的最佳合作伙伴最终却以鱼死网破的方式收场。
中关村式生存
忙于赚钱的中关村人喜欢讲英雄故事,早年讲万润南、金燕静,然后讲柳传志、段永基、王志东,现在则是李彦宏、张朝阳。
但这块崇拜英雄的地方,不仅有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也总有快意恩仇的豪气,以及心悸气短的悲情脚本。
熟悉中关村的人士认为,王星与刘旭代表了中关村的两类人。
王新是中关村成长的亲历者。1985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的王新22岁。那时候“两通两海”业已建立,王新身边的人开始上中关村“淘金”。王新随即也抛却了“想通过考中戏,当导演,跳出中关村”的路径,进了联想工程部。
1988年,他辞去联想的工作,“冲上了街”。一年之后,王新邂逅坚称“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的刘旭。
与从大学院所来到中关村的“街上”,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也来到“街上”的王新相比,刘旭代表的则是,从大学院所出来,但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仍在“院里的人”。
不管是哪一类人,大浪淘沙,既有胜出者,也有失败之人。前者包括联想的柳传志、四通的万润南、信通的金燕静、科海的陈庆振等。那时候,村里的生存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联想、四通等都遵循“一柜台、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的发展脉胳,他们没有现在的风投机制,也贷不来款,他们需要生存,生存需要钱,他们摸着石头,找到了各自的赚钱、生存方式。
中关村还有第三类人,那就是周边失地的农民,他们也在街上办起了企业,并构成了“电子一条街”最初的主体。
上述中关村人士对记者表示,在中关村的大舞台上,农民企业家成为最早的出局者,但他们的“精明、坚韧、草根、不计手段、不重契约、不重知识产权保护”等中关村印记却流传了下来。
尤其是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他们需要解决做大做强的问题,而此时那些所谓的“中关村印记”就开始发酵。不断有博弈上演,其中包括柳倪之争、方正逼宫等。
时至今天,这种博弈仍在继续,只是版本升级,其表现更为丰富,当然也包括王新与刘旭的版本。
如今漫步中关村,这里有买盗版光盘的妇女、发小广告的民工、附近高校来这儿浪荡的学生、中央广场有来休闲的市民,就在你不经意间,李彦宏、马化腾、曹国伟、冯军、俞敏洪也许就会从身边走过。
25年过去了,中关村发生了许多变化,人群更复杂,层次感更丰富,但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的梦想,却并没有成为现实。
“对创新的尊重,对契约的尊重,对商业伦理的尊重,仍然缺失或不足够,这正在制约中关村的发展。”上述中关村人士说。(侯继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