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历史不能假设。过去了的事就不能再预设，不能重演。回过头来研究一下经验教训可以，但是不能倒过来。不过，联想现在做PC，不代表高技术企业只能做PC，也不代表高技术企业就不能做互联网，不能做通信。2002年杨元庆上台之后，联想又重新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基点，包括建立联想研究院，做超级计算机，发起制订闪联标准等。现在，联想是重视研发的。

　　20多年来，联想的研发走的是“之字形”的弯路。1995~2001年搞“贸工技”的7年，我看是走了一段弯路。当时有很多机遇，例如联想程控交换机、芯片设计中心、FM365等创新项目，本来都有机会做大。当时下马容易，现在想做就难得多了。

　　这么说吧，联想和华为基本是同时起步的。当时华为的技术还没到联想的水平，华为现在的发展证明始终坚持发展核心技术的路是可行的。

　　中国青年报：熟悉那场“柳倪之争”的人都知道，当初您一直坚持联想走技术崛起的道路，但是没有成功。在决定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您觉得什么因素最重要？

　　倪光南：人才、制度、环境等因素都很重要。但在同等环境下，最根本的还是指导思想的问题，指导思想决定你以后的发展道路。我们国家提倡自主创新，这就是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国家战略。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大家都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具体到每个单位和企业，也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作出战略目标的选择。同样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远见非常重要。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联想集团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在哪儿？

　　倪光南：以后的路谁也没办法预测，但坚持研发肯定是一个大的方向。施振荣先生曾经提出一个“微笑曲线”，就是一个“两头高中间低”的曲线，一头可以掌握标准，掌握一些重要的核心技术，取得一个高附加值，另一头可以通过市场，通过你的品牌规模实现效益。中间的就是低效益的加工、制造。在国内，联想起点很高，是靠技术起家的，后来才以做市场和品牌为主，现在又在做研发、做标准，也在逐渐向高的那一头发展。

　　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机遇，就很不容易了

　　中国青年报：退出联想后，这些年您在做什么？现在担任哪些职务？

　　倪光南：我现在就是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还担任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还有一堆顾问、兼职教授的职务，具体多少我也数不清，照顾不过来。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把您和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四通集团创始人王辑志并称，称为中国的第一批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企业家，或者是第一代进入中关村的科学家。您怎么看？

　　倪光南：我只是一个科研人员，“家”不敢称。我和王选、王辑志确实有共同之处，我们原来都是在学校或者研究所搞科研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这些人就“下海”了，按照今天的话叫“产学研”。不过，我一直认为我是个科研人员，在企业里也是从事研发，和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只是岗位不同。

　　中国青年报：当年参与联想创业的经历，对您以后的研究工作和日常生活有哪些影响？

　　倪光南：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在做和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产业化有关的事情。中间岗位有变化，但始终在这个方向上走。这个方向不会变，而且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科技产业化，可以“永远”作为我的努力方向，这是做不完的，我刚做了30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选择做现在这份事业吗？

　　倪光南：是的，这是我一直喜欢做的事。30年了，我的追求就是把科技变成产品、商品，实现产业化。科技人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探索自然规律。还有一类是做和应用关系比较密切的，我就属于这一类。我们这类人整天想的都是怎么把科技成果“应用”起来，就是怎么变成产品，变成商品。

　　改革开放以后，重点就转向了科技成果转化，是产业化方向，最早叫做“横向合作”。在联想式汉卡之前，我们做了一个联想LX80，跟4家企业合作，推出了600台，当时来讲做得还不错，但是从产业化角度说，这个规模太小了。后来我们进入公司，做联想汉字系统，做了16万套，一下子大得多了。

　　我能做成一些事情，确实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机遇。我当时搞的是中文信息的处理，正处于电脑在中国推广应用的时期。我有机会去国外工作，也是为了学习国外的技术，帮助中文处理技术更好地实现产业化。所以，主观努力很重要，客观机遇有时候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生中能把握住一次机遇，就很不容易了。

　　等哪天做不动了，我就在家里写点博客、上网聊聊天

　　中国青年报：您今年已经69岁了，有过退休计划吗？

　　倪光南：我现在已经不在“一线”上了，写代码、做测试等事情，年轻的科技人员做得比我们好。科技人员不像老中医，越老越值钱。科技人员尤其在IT这一行，老了就跟不上了。我现在算是在“二线”上，用我的经验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包括出主意、协调、制定计划等。

　　白天开会，晚上上网，经常忙到夜里12点，我也在不断地学。互联网上每天都有那么多新的东西，不去了解的话，别人该说“你从火星上来的吧”，呵呵。

　　中国青年报：您还知道“火星”的说法？

　　倪光南：当然。我每天都要上网，逛一些论坛，学很多东西，不当“火星来客”。

　　网络上有很多我的博客和专栏，但很惭愧，都不是我自己更新的。等到哪天真的做不动了，我就退到“三线”上，社会活动一概都不参加，就在家里写点博客，上网聊聊天。

　　中国青年报：您现在还是喜欢古典音乐吗？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那首歌词，您还记得吗？

　　倪光南：小学的时候老师教给我的，现在也一直记得：“黄金的年华虚度过，才知道从前铸成大错。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瘦影已婆娑徒唤奈何。雄心壮志早消磨，斜阳景已不多。深悔蹉跎，深悔蹉跎。”不知道是谁配的词，意义很深刻。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歌词？

　　倪光南：小的时候是死背硬记，后来生活经验多了，觉得这歌词讲得很对，也很美，里面包含了一种鼓励，积极的意思。其实就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青春都是有限的，要抓紧时间，自己多努力。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可以把这30年来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你看一下，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不太看中钱

　　中国青年报：作为著名科学家，您带过多少个学生？现在还带学生吗？

　　倪光南：去年我最后一个学生毕业了，算是“关门弟子”了，以后也不打算再带了，精力顾不过来。

　　我一共带过20多个研究生，一大半在研究所和企业做研发人员，小一半出国。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的，我不干涉。

　　中国青年报：有报道说，现在清华北大的计算机专业几乎都成了国外大学的预科。您对现在计算机专业学生“出国热”有何评价？您认为造成海外学成人员回流不畅的原因是什么？

　　倪光南：人才流动是很正常的，现在的社会环境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当年觉得出国不回来就是不爱国，现在没有这种观念了，青年人也非常自由。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我们那么强的国家民族意识，他们可能更关注每个月拿多少钱，能不能买到房子，更关心自己的发展。不过，还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在国内谋求发展，出国的人也会希望有朝一日回到国内发展，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自己的企业也应该研究怎么提高人才的凝聚力。从企业内部和市场竞争环境出发，在管理、制度、文化上不断地加强科技人员的凝聚力。

　　我们现在的计算机教育也需要改进。我感觉，国内的本科教育还不错，研究生教育却不如外国，国外的研究生实验条件比较好。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比较大，国外这方面会好一些，科研教学也比较严谨。所以，有些人愿意在国内念本科，在国外念研究生。

　　我从不干涉我的学生出国，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在这点上，导师能起的作用很有限。一所高校，一个研究院所，能不能留住学生，是领导的事。有足够吸引力，就一定能留住人才。

　　中国青年报：听说您当年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工资和待遇比国内高得多，但您只待了两年就回国了，是出于什么考虑？

　　倪光南：当年是在加拿大做访问学者，工资比国内涨了70多倍，立刻就“脱贫”了。我也成为知识分子中第一批脱贫的，不过那个时候的舆论就是出去了要回来，观念就是这个。而且我在国内有家庭，外面再好也不及自己的家好。当时，我在国外看到很多高科技产品，中国的产品却很少，而且都很低档。我希望发挥我在业务上的特长，回国之后可以很好地实现高技术的产业化。

　　中国青年报：钱对您来说真的不那么重要吗？您能和我们的青年读者分享一下您的财富观吗？

　　倪光南：你看一下，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不太看中钱，这是非常共通的。当时的口号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当时社会舆论也鼓励这个。我们也是受到当时教育的影响，比较重视贡献，对报酬一般不会去计较。

　　现在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好像不再给年轻人提奉献什么的要求了。现在的青年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么好的时代环境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既谋求自己的发展，也不要忘了为国家民族作贡献。

　　中国青年报：你对国内计算机领域的青年人才评价如何？和您这一代人比，他们的优势和不足在什么地方？

　　倪光南：和老一辈的人比，现在年轻人不够踏实，都希望快出成果。老一辈的人能够很多年做一件事情。现在社会上的诱惑更多，年轻人很难静下心来。

　　现在的人才也有优点，就是思想很开放，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我也在向年轻人学，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工作，学习接受新事物。

　　中国青年报：最后，请您对《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读者说几句话。

　　倪光南：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时代，应该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好好工作。(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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