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越来越难做，走的人也越来越多。”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赵(化名)正在筹备他的新事业——远在外省的某处矿产项目。而仅在一年前，老赵正在为他的老本行——山寨手机业焦虑地忙碌着。

　　在过去三年中，老赵可谓赚得盆满钵满。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老板，但这也是他及其山寨军团的共同特质——业内人士对此的另一种阐释叫“投机”。

　　到2009年，伴随着手机行业利润的下滑，越来越多山寨老板选择离开，老赵也是其中之一。在建国的第60个年头，改革开放刚过三十载。

　　老赵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惜”，在资本的逐利性驱动下，矿业也许有着更好的前景。“捞一把走人”是老赵这样的“山寨人”的共同思维，这也形成了近些年深圳山寨产业的特质——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山寨”从业者达百万以上——这是一个庞大、略带灰色却蕴藏潜力的产业群体，何去何从？这正是深圳业界担忧所在。

　　“紧贴市场的山寨企业，如何有效地完成自身的产业升级？”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这不仅是山寨企业自身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深圳产业升级转型的大命题：“如何把山寨产业初期的市场优势，转化后续的技术驱动力，从而保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山寨企业、品牌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三方的角力，将是关键。

　　华为的样本意义

　　“所谓山寨产业，并不是近两年才有的。”乐正认为，紧贴市场需求，快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充分的商业竞争”是山寨产业初期的共性特征。

　　在为数不少的业内人士看来，作为深圳本土企业标杆的华为，其早期的成长，也无异于一条“山寨路径”。

　　与北京中关村由政府主导的模式相比，地处南方边陲的深圳，被认为是市场自由选择资源配置的样本模式。

　　以深圳标志性民营企业华为为例，事实上，华为的早期成长史，与当今的“山寨路径”有着颇多相似。

　　公开资料显示，1988年创立的华为，最早是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并无自主研发。

　　华为创立的一个产业背景是，1987年，在当时国内普遍歧视私营经济的背景下，深圳市在国内率先出台鼓励科技人员走出去，兴办科技企业的规定，并出台相关措施鼓励科技人员以技术入股方式创业。

　　这直接刺激了深圳第一批草根创业潮。据1986-1993年出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向本报记者回忆，深圳发展史上有个奇特的“1988”现象——目前深圳最具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都草创于这一年，如华为、中兴。九十年代初期创立的研祥、迈瑞等一批科技型企业也均受此政策影响颇深。

　　“华为面对的是一个已然充分竞争的市场。”深圳一位电信行业学者认为，华为当初面对的市场环境，与今天的山寨企业相似：“作为后来者，华为要扮演对既有规则破坏者的角色。”

　　于是，我们看到在策略上，华为采取“农村包围城市”，而价格优势至今都是华为在国际市场摧城拔寨的利器——这些在现在看来无异于“山寨”的打法，最终促成了华为的崛起。

　　但与一般山寨企业不同的是，在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同时，华为迅速转入自主研发。事实上，华为的转型，与深圳市发展高科技的政策呈现了步调的一致。

　　1993年是深圳确立“科技立市”的关键年，是年5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文件，以资金及政策优惠等形式鼓励企业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6月，再次发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对内地科技人员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更为重要的刺激政策，出台于1998年，是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国家规定企业“技术入股”不能超过20%的限制。这让华为在1998年后大规模实行“全员持股计划”获得了法律的支撑，也为更多创新型人才在深圳创业提供了法律保障——直接推动了民营企业完成转型自主研发的产业升级。

　　“华为效应”在深圳的草根产业界被迅速放大。迈瑞、研祥、金蝶、好易通等民营高科技企业均通过自我研发道路，成为各自领域的排头兵。

　　山寨之都的转型阵痛

　　除了政策的驱动外，深圳的民营草根企业的发展，还有着独特的产业土壤。

　　毗邻香港，早期的“三来一补”政策，让深圳成为承接港商、台商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第一个落脚点。其中，尤以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加工制造业最为突出，这为日后深圳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消费类电子产品集散地，创造了产业基础。

　　来自原深圳市科技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深圳电子信息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到7839.15亿元，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为90.0%。

　　从上游原材料供应，到加工集成，再到组装销售，在深圳及周边龙岗、东莞一带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电子产品配套产业链。深圳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认为：“深圳电子配套产业链的完善，客观上降低了市场的进入门槛。”

　　这正是深圳山寨产业得以发展壮大的产业背景。凭借低廉的价格和灵活的运作，山寨企业在市场上表现出比传统企业更为灵活的竞争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山寨产业甚至优化了市场竞争。”潘九堂认为。但在产业的另一面，山寨企业作为既有市场的革命者，在破环了既有市场秩序的同时，却未能建立新的秩序。

　　以最新的上网本产业为例，山寨厂商在市场启动之初进入，快速打压行业利润，最终使整个产业陷入低利润循环的怪圈。

　　这亦是业界为之焦灼的原因——山寨产业缺少后续技术的持续推进，仅局限在低利润的成本搏杀。“无论我们厂商之间怎么控成本、拼价格，作为上游的英特尔却是稳赚不赔。” 深圳一颇具规模的山寨主板厂商高层曾对记者感叹：“由于缺少技术积累，上游产业我们很难涉足。”

　　这正是深圳山寨产业升级的瓶颈所在。“资本是逐利性的，投机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是近年来，本报记者遍访深圳山寨企业颇具代表性的回应。对于绝大部分山寨企业来说，并无做一家“百年老店”的心态。

　　但市场波动的风险，显然让投机充满着更大的变数。“山寨江湖”的真实写照是：“抱着‘捞一把走人’心态的山寨企业，在走人的时候，并不一定真正‘捞到一把’。”

　　在此背景下，市场处于爆发式增长期，山寨企业便蜂拥而去；一旦市场出现下滑，山寨企业又是率先离场——等待下一次机会，周而复始。

　　转型路径追问

　　如何让深圳极具活力的山寨企业，产生出更多的“华为”，成为深圳业界思考的焦点。

　　“对于山寨企业，不主张一棍子打死。”在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看来，山寨企业在初创阶段，难免会有一些违规和“打擦边球”的作法。如何看待和采取发展性的监管态度，是对政府等产业主管部门监管智慧的考验。

　　在乐正看来，现有的部分产业政策，予山寨产业的长远发展并不相符。就以深圳规模最为庞大的山寨手机产业为例，按照既有的监管政策，一款上市手机的送检，费用要超过上十万，周期至少在一个月以上。“这对于资金实力相对弱小和市场反应需求极为迅速的山寨企业，都是难以承受的。”乐正说。

　　为数不少的深圳产业界人士认为，很多现在已然成型的大型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个“山寨时期”。

　　“如何保持山寨产业灵活性的基础上，引导产业积极良性的发展。监管层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乐正说。

　　此外，对于有着创新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山寨企业，政府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帮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去年底，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规模的振兴计划中，甚少惠及民营企业，山寨企业更是无缘。

　　在更大的产业层面，培养山寨企业自身的创新活力和内驱动力，是山寨产业升级的关键。

　　同样是民营企业的华为，在转入自主研发的同时，很快着手对内部体制进行了大幅革新，《华为基本法》是中国企业最早的企业管理大典；同时华为启动了中国早年的全员持股计划，解决了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问题。

　　“这与作为企业领袖任正非的个人魄力有关。”深圳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对本报记者分析说，对于初创型企业，对研发的投入将阶段性的摊薄利润率：“如何有效的做到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的平衡，企业领袖的力量至关重要。”

　　在企业家精神普遍缺失的山寨产业界，华为的成长路径或许不具代表性，但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