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团员工的“×连跳”,越来越成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已就此公开道歉,声称“内心感到非常沉痛”。

　　同时还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郭台铭曾请教过相关的心理专家,以11名跳楼员工和深圳富士康40万员工总数来算,比例是否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专家的答复是比例“在正常线下”。倘若这个消息属实,则这样的心理专家绝对可归入混蛋之列,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是否达到所谓标准的干瘪数字。按照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著名的《自杀论》的作者)的见解,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要么是一个社会偏离了正常状态,要么是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偏离了正常状态。规模超过富士康的公司数不胜数,为什么“×连跳”这样的极端事件独独发生在富士康?其企业自身偏离了正常状态,存在一定问题是毋庸置疑的。漠视这一点,就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但富士康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富士康的前几跳开始,众多见解就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不过,如果一个对富士康并不了解,仅凭道听途说就开方下药的人,其疗效也是可想而知的。如“血汗工厂”之说,在5月21日富士康发生第10起员工坠楼事件之后,深圳市有关部门再次进厂对坠楼员工的工友、室友以及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就排除了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为自杀原因。当然,你对任何不符合自己推论的结论概持怀疑态度,那就无法继续讨论了。在我看来,诸多想当然的指摘,颇类现实版本的“盲人摸象”,不大一样的是,在“盲人”那里,毕竟“其触耳者言象如箕,其触头者言象如石,其触鼻者言象如杵”,摸到的还是大象的局部真实,而关于富士康所以出现“×连跳”的许多言之凿凿的原因“认定”,恐怕连局部真实也谈不上。

　　昨天,深圳富士康把传说中相当神秘的厂区大门敞开,首度对外界开放,郭台铭亲自在龙华厂区迎接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等地的媒体记者。应该说,此举摆出了解决问题的诚意,也给成因的真正探讨提供了可能。“×连跳”发展到现在,富士康的问题已不再是其自身的问题,他们显然也已经力不从心,五台山的僧人不是都请来做法事了吗?这该是“黔驴技穷”的典型表现。所以,富士康所在地的深圳市及宝安区,各职能部门先后介入调查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但并不足够,社科界更应该把富士康“×连跳”作为一个标本来立项研究,这比那些为职称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课题肯定要有意义得多。如同我们中国研究自杀问题的吴飞先生所言:“关心人心的政治,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无论如何要完成的任务。”否则,“我们哪怕不会堕落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也会变成一个冷酷的国度”。

　　自杀,在许多情况下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美国自杀学之父施耐德曼和法博罗对此给出过一个三段论:自杀的人会获得重视；如果我自杀,我会获得重视；所以我自杀。但他们同时指出,这种心理却是建立在死后仍有感知的前提下,自杀者正因为这种判断错误,把明明最不好的死亡当作了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对于富士康以及别的潜在的欲寻短见的人来说,应当明白这一点；明白了这一点,才会珍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