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买来一份报纸，却迟迟没有打开，一丝阴云盘旋在心底，生怕它又送来新的噩耗。恐惧和退缩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冰冷的标题再次跳入眼帘：“富士康跳楼门再爆命案，五个月内第九人坠楼”！三天之前，一则相似的新闻，曾经告诉了我们有关第八个跳楼者的消息。人类2000多年前就发明那十个简单的数字符号，我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已经烂熟于心，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感到它们竟然是如此的晦涩和沉重，令人窒息！它们是数字，还是魔法师的诅咒？

　　报纸随后附上了九个自杀者的姓名和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平均年龄22岁，全部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据“新华视点”报道，该公司近期已经制止的员工自杀还有二三十起。

　　作为世界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已经聘请高僧做法事禳灾，北大、清华的心理学家也已经赶往深圳进行心理辅导。然而，如果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此不屑一顾，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自杀》中，他通过翔实的统计资料和深刻的理论剖析，曾首次向人们揭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自杀的神秘面纱。他指出，将自杀仅仅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是肤浅的，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者是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状况反映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因为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

　　富士康的跳楼门似乎依然在为它杰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注脚。根据记者的调查，该公司的薪酬水平比一般企业好，但人际关系十分冷漠，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景迪曾跟第八个跳楼身亡者马向前同一宿舍，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还不知道其他九个室友的姓名。蒙说，马向前出事前曾在床上躺了三天，竟然没有一个室友过来问一声。只是有人看见他大把吃药。这样的人间，还值得活吗？生存还是死亡，于是不再是一个问题。

　　一位《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入该厂28天，他告诉我们，那些在钢铁机器和巨大货柜之间过日子的青年人，相互间有一个通用的称呼—“屌毛”，即使不太熟悉的人之间也彼此大声粗口地这样互相“尊称”。这样的粗话反映的究竟是他们心中的社会估值，还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评判，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自尊感的丧失和精神的绝望。记者拍下了一幅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们的照片，那疲惫、空洞而又茫然的眼神，会让任何一个心中还有一丝热气的人都为之震撼。

　　可是，发生在有着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同样的年龄段甚至同一个企业，这样前赴后继的自杀行为却是涂尔干也未曾描述过的。仿佛是一丝轻微的震动所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青年的轻生引发出如此的心灵共鸣，并导致出仿效性群体自杀行为，仿佛他们从中瞥了救赎的曙光一般，究竟何以如此？这显然与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结构及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关。这些“80后”或“90后”，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走进城市，却在事实上被人为的户籍制度阻挡在城市之外，不管是在精神上、阶层上，还是经济上，他们承担了这个号称世界工场的国家最繁重的劳动，创造了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自己却成了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乡村人的农民工，挣扎于都市边缘。尤其是当金钱成为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当整个社会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当人类的优秀的精神价值被摧残，当奢华与堕落成为无数人的远大理想，当诚实和勤劳仅被视为无能的标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生存意义彻底动摇的时候。正如涂尔干所说，当一个人感到不存在是多么快乐时，只有完全放弃生命才能使他获得精神的满足，而一旦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这些至死都没能融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的年轻人，其实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票。这或许是产业化进程中，中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艰辛，更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