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九连跳”引发了一场关于自杀问题和企业责任的社会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的报道推动了整个对话机制。

　　自杀行为因为其个人性和非强迫性而不能找到直接负责人，然而，自杀这一社会现象背后却隐藏着众多的隐形负责人。个人的原因千差万别，人们却普遍认为，自杀行为频发是社会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次看似偶然和随意的自杀是长时间的综合的结果，极有可能与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成长经历等各种因素有关。既然知道这一原因是长期的，然而人们却倾向于将这一问题的解决短期化。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一个假设，假如富士康的某位主管领导受不了舆论压力也选择自杀，那么，谁又是谋杀者？

　　在富士康“九连跳”事件中，看上去媒体似乎主导了此次对话，但少有人注意这场事件中的“缺场者”。我们看到，中国类似于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成千上万，但却少有企业家阶层出现在这一对话中，比富士康更“血汗”的工厂企业隐藏在更深夜幕之下。而在这一对话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政府的不置一词，仿佛这只是企业的事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一对话中的大众，他们在各种网页中留下自己对无良企业的痛骂，然而，他们并没有参与对话，只是在围观。

　　你我会不会是造成那些自杀者自杀的刽子手？这一设问可以被认为可笑，但实际上，我们极有可能都是。农民工面对城市产生的压抑感和屈辱感很多时候并不与金钱有关，比如，身份问题、尊严问题，在那些自杀者的表述里，他们可能只是一句“我厌倦了这个世界”，但别忘了，这个世界就是由你我组成的。我们某一个举动、某一句言语，都可能成为压倒他们心理极限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每个个体来说，我们遇到弱势群体，是投以冷眼还是投以微笑？遇到最普通的农民工，是心怀警惕还是心态开放？对于大众来说，每个人做一点伤害社会和他人的事情似乎都不算什么，但等到最后成为社会现象的自杀问题出现，又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仿佛这样就获得道德赦免。所有人都可以指责富士康，都可以指责“血汗工厂”，在舆论风暴中，每个人都选择最安全的话语，殊不知，那些自杀悲剧正是大众造成的。不是么，无论是工作压力，还是情感纠葛，还是社会冷暴力，自杀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而你我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正是我们每个人组成的社会产生的问题才造成社会自杀率的上升。

　　所以，在这场对话中，外部效应最小的方法并不是将所谓的“血汗工厂”一棍子打死，而是耐心推动这一对话机制，将大众和各种社会阶层纳入对话体系，进行关于自杀问题的系统反省，少一点儿武断仲裁。（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