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变了中国？如果是单选项，未必好确定。如果答案有两个，肯定要投一票给互联网。3月28日，在深圳召开的IT领袖峰会上，有嘉宾说，中国那么多产业，算来算去，只有互联网与国际一流水平同步，甚至有所超越。

　　互联网之所以如此特殊，在于它的锋芒所及，不仅急剧减少了买家与卖家之间的各种交易费用，令人目眩地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而且正从基础上重构传统商业、社会乃至政治运行的方式。而究其根本，互联网最强大的功能，则是海量信息的零成本制造与传播。它天然地以分享反对垄断、以透明反对暗箱操作，与高高在上的独断、众乐乐不如独乐乐的封闭思维格格不入。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价值，一种文化。这种价值和文化，对当下中国弥足珍贵！

　　倘若直面转轨中国的基本困境，互联网大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

　　最直观的，是互联网诞生了中国第一批阳光富豪。在双轨制时代，通过俘获权力，将资源从计划轨向市场轨一转手，即获巨利。现在，靠行政垄断获大利的行业，依然触目皆是。无法回避的是，权力经济隐然成型，已成中国转轨之癌。希望正是这十多年来，从张朝阳引进海外风投，到盛大、百度、网易等公司去纳斯达克上市，一大批年轻人史无前例地划清了财富与权力之间的界限，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不妨说，互联网是中国最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发展到哪里，市场经济秩序就扩展到哪里。

　　转轨逡巡难进的另一个困境，是社会太弱小。虚弱的权利意图制衡强大的权力，结果往往头撞南墙。病根是中国社会散漫无力，发育水平非常低。缺乏聚合的力量，原子式的个体根本谈不上与组织化的行政强权进行理性博弈。不能形成这种权利与权力的对列之局，则民主难有大成，法治不易彰显。

　　幸好，互联网上，正在以极低的成本，悄然形成无数虚拟群落。小小一个豆瓣网，就有14万个形形色色的兴趣小组，更不用说各种论坛社区了。这些群落固然多为消遣娱乐，却完全可以成为公民社会的沃土。底层元气滋长，社会组织得以重构，对一个正抛弃斗争思维的转型国家来说，是改善治理的莫大机会。政治家应该有放手让其发展的远见和胸怀。

　　仅仅十多年的历史，中国本土就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这当然有四亿中国网民的莫大功劳，然而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少。在纯粹的市场化环境中，起来了很多很多的互联网公司。下一个腾讯与阿里巴巴，或许已在潜滋暗长。

　　不过，互联网大佬们的共同感受是，政府的监管已日趋严格。难怪马化腾要感谢深圳政府为腾讯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如果互联网公司的掌舵人要不停与八九个政府管理部门打太极，担心支付宝之类的金融创新产品被收归国有；如果总有几个部门争夺对一款游戏的审批权，网民们在豆瓣网上组成一个数学爱好小组都要受到人数限制，则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前途，难免蒙尘。

　　除了以明晰而确定的恰当方式监管色情信息，使之不要伤及未成年人；除了保护公民的私人信息、经严格程序认定的国家安全信息不被泄露外，政府监管不应走得过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支持这次IT领袖峰会上王志东、丁健两位将深圳设成互联网监管特区的建议，欢迎深圳代市长王荣 “打造互联网特区”的承诺。

　　特区向来是中国进步的探路先锋，特区能走多远，中国的进步，就有希望依照特区的尺度推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