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中国商业界最大的新闻是联想控股29%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7.55亿元人民币，最终，泛海集团成为唯一一家符合条件的受让方。

　　联想的产权改造有很多的困难，第一：规模太大，出让价格的高低，非常容易引起大的争议，第二：进来的那个民营资本，不能够干扰到现在联想业已形成的经理人治理结构，所以时机和人选的选择变得非常的关键。

　　先说时机。联想自1984年成立以来，是一家百分百的国有企业，柳传志一直在为联想的股份清晰做努力。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柳传志提出了红利分配的方案：65%归中科院，35%归员工。

　　10年后，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

　　2000年，35%的分红权又在柳传志的努力下变成了股权，而当时正是全球网络股破灭的一年也是联想经营非常困难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联想出让29%的股权，又处在联想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刻，柳传志在转让时机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说人选。联想在股权挂牌时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专门为泛海所设计的。如果从战略投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泛海集团对联想来讲是“可有可无”。所谓“可有”，是因为泛海是中国老资格的民营企业，资产规模非常大。所谓“可无”，泛海的产业主要是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跟联想几乎没有产业衔接的可能。而从现在公布的入股协定来看，未来五年内泛海不得干预联想现在的经营战略。

　　所以，从时机和人选的选择来讲，这一次的转让是典型的柳式转让。在柳传志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有一条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弯”。以今看来，在他拐过的所有大弯中，产权改造无疑是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

　　柳传志是企业界出了名的“君子”，向以儒家自许。二十多年来，为了联想的“产权自由”动足了脑筋，在这一过程中，他首先必须保持“回避”的姿态以自净，同时，他却又必须为这家公司的兴衰赌上一生的心血和信用。而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坚忍意识以及“拐大弯”的智慧，才让联想能一次次的成为“侥幸”的特例。 吴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