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羊城晚报》《晶报》报道　14日晚10时50分许，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发生的第九起坠楼事件，造成七死二伤。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他杀嫌疑，确认死者属自杀身亡。

　　昨天凌晨1时许，记者赶到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门口一位经营麻辣烫的摊贩说，14日晚11时多，富士康员工下班后在此吃消夜时说，当晚10时50分左右，一名男性员工从福华宿舍楼楼顶坠地，掉在一个水泥混凝土平台上，男工被拉走时已无气息。事后，富士康工作人员迅速将现场打扫干净。

　　随后，记者来到油松派出所，见到在此做笔录的3名跳楼男工的室友。一名事发时正在睡觉的室友说，他们住在龙华厂区福华宿舍的420房间，房间内共住8人，跳楼男工去年住进宿舍。另一名上日班的室友说，跳楼男工上夜班，由于部门不一样，平时几乎没有交流，虽然住在一个房间一年多，可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富士康上班很匆忙，没时间交谈”。

　　身上四处刀伤

　　经富士康集团证实，坠楼男性员工姓梁，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第一时间通知了死者家属，其家属已赶到深圳。富士康对再次发生员工坠楼事件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全力配合家属处理好善后事宜。

　　富士康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通报称，警方经调查，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

　　警方确认自杀

　　深圳警方透露，坠楼事件发生后，梁某被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11时40分左右宣布死亡。死者胸口刀伤系自残所留，刀口与死者钥匙扣上的小刀匹配。经警方勘查现场后判定，死者系自杀，死亡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对于死因，死者叔叔并不相信：“他自己往胸口捅了四刀，还跳过1.5米的围栏，有这个可能吗？”

　　“对于一些疑点，我们会向警方提出。”死者的哥哥说，他的父母等8人已赶到深圳，由富士康安排在宾馆休息。

　　对于富士康请高僧做法事一事，富士康媒体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说，法事尚未开始做，至于何时做法事，目前都没有明确消息。

　　九连跳富士康难脱干系

　　14日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九名坠楼的员工，共造成7死2伤。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人们尚未从八连跳的惊恐与疑虑中回过神来，第九跳猝然而至。尽管第九跳与前八跳有所不同——死者身上的多处刀伤昭示着事件背后的波诡云谲，但连续的悲剧已让网友惊呼“富士康成了跳楼公司”。持允而论，不能把所有的罪愆归结到富士康身上，但同时应该看到，富士康在频发的跳楼事件中，难脱干系。

　　在富士康，起码存在三重断裂。其一，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断裂。在富士康，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很简单明了，企业过度追求利润，基层员工劳动强度极大，被训练成了一台台机器。员工加班很正常，国家法律规定每月上限36小时的加班，成了一纸空文。与此对应的是苛严的处罚制度——在生产车间，员工不准喧哗、闲谈，若被发现即被处罚。管理缺乏人文关怀和情感慰藉，“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成了美丽而飘渺的肥皂泡。

　　其二，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断裂。员工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样”。比如，某员工感觉不舒服，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无人过问。员工既感受不到企业的温情，也体味不到同事的关爱，只能选择孤寂与落寞，正如有论者所称，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只能处在冷漠和离散的“原子”状态，成为空心人。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悲剧，而这与富士康冷漠的企业文化大有关系。

　　其三，工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断裂。《劳动监察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工会法》第六条则规定，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但在富士康，工会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查过这几起坠楼事件，之前这些员工是没有任何的投诉，或者是求助这样的信息。”实际上，工会应该发挥主动性，主动维护工人利益，主动探询工人烦恼，而不是等着工人找上门来。

　　更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工人的娘家人，工会不少时候是缺位的，有时不仅不为工人说话反而屁股坐在资方这一边，原因很简单，工会缺乏独立性，工会负责人往往由企业领导任命，因此必须听命于企业领导、维护企业利益，如此一来工人的权利就会更加贫乏。

　　有学者称，“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面对触目惊心的九连跳，是该深入调查，深挖根源，整饬乱象，重塑体制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思维要不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也要不得。如果不激活既有体制，不建构制度性的防范体系，就无法真正革除隐患、去除危机。

　　评论：自杀与自贱

　　北京青年报消息，据《南方周末》报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之间，有一个颇为不雅的相互称谓——屌毛。既然这个词已经成为几十万人之间流行的语汇，我们也就不必故作高雅地假装无颜面对。况且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这个称谓实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甚至没有另外的词汇可以替代。以一种自轻自贱的方式向他们所不甘的命运做一个鬼脸，大约已经是他们可以拥有的最后的幽默。

　　截止到15日，“九连跳”的惊人纪录，再次把富士康置于舆论关注的漩涡。连续九起跳楼事件，实在已经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极限。从电视新闻上看，公司高层以一种颇为无奈的神情，申诉着他们已经采取的各项“人性化”措施。但面对颇显诡异的现实，无论说者抑或听者，都已经不太相信这些措施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延请高僧诵经做法，大概成了来自台湾的公司高层最容易想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分析，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之后，当地劳动保护部门对富士康的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即使《南方周末》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其实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而越是没有显性的成因，对自杀事件的制止，便越是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这也恰是富士康内部高层和外部公众都对目前的措施不抱信心的原因。

　　但是，在富士康员工以“屌毛”互称的自我定位与连续多起的自杀事件之间，其实还是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即使如心理学家所说，自杀事件在群体中具有传染和“拷贝”的现象，但以常理判断，自杀事件的示范作用，只可能作用于那些早已把自杀作为“选项”的人群，起到“帮”他们做出抉择的催化作用。而对于富士康员工那样一群不惜自贱到极致的人来说，生死之间的抉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更容易转换。

　　至于这些正值青春时光的青年，何以以如此不堪的称谓自贱，其成因固然复杂，却一定与富士康公司看似人性的管理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纳媒体对富士康管理细节的披露，在并不太“血汗”的表面之下，却是把现代化大生产方式推到极致的管理模式。在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的管理理念之下，把工人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智能部件”，并时刻保证其与庞大的机器同步高效运转，成为这一生产模式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对于一个“智能部件”而言，在保证其吃饱、穿暖、洗干净的情况下(这便是富士康已经具备，某些工厂还需努力的“人性”条件)，使其失去或放弃作为“人”的自主权，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成为必需。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从此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约束，也不再受你的自主安排；反之如果不签订“切结书”，则你便彻底失去加班的权利，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以至于难以生存。在这种看似自愿的选择背后，却是最无情的提醒和警告：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请“自愿”选择。在如此冷酷的提示之下，作为“人”的挫败与失落，足以把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按进自贱的泥淖。

　　在对“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分析中，其父辈的肯干、能忍，与这一代的脆弱之间，常被拉到一起对比。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却在于对其父辈而言，城市只是其打工挣钱的所在，在城市拒绝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自外于城市。他们的人生场景和价值，仍然在乡村中展开和体现。即使他们无法在工厂里得到作为人的尊严，只要能带着打工得来的“血汗钱”回到乡村，他们的人生将重新在妻儿老小的欣喜、乡亲邻里的艳羡中，焕发出光彩和价值。

　　但对于这一代几乎与农村失去任何联系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试图全情拥抱着城市的时候，城市却和拒绝他们的父辈一样地拒绝着他们。由几十万面貌各异却命运相似的他们组成的富士康公司，几乎成为他们能够栖身的唯一所在。当他们在这里无法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在这里获得的经济报酬，又绝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之中获得渴望的自由和尊严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无望之中。

　　在这个悖谬而无情的场景中，郭台铭似乎没错，富士康似乎也没错。当乔布斯在拉斯韦加斯发布着苹果公司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候，郭台铭必须把他的几十万工人训练成苹果产品生产线上的“智能部件”，才能保证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获得最微薄的利润。在这个被世界一体化分工所规定的场景中，富士康和它的几十万工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九连跳”之后，但愿富士康不要再出现第十个不幸的孩子。但无论如何，这个看似井井有条的王国，和它所从属的那个“平的”世界，却从此而露出致命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