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三个月前，许昌青年马向前千里迢迢赶赴深圳，成为当地最大的电子企业富士康的一名见习员工。3个月后，就在这家工厂，19岁的他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本报此前曾连续报道此事)。马向前事件在当地的河南农民工圈子里迅速传播，除了同情惋惜，这些农民工不免重新审视自己的打工之路。

　　珠三角企业日益严酷的工作环境、不断提高的工作强度、难以保障的个人权益，在十年来涨幅不大的工资面前，落差显得如此之大。

　　2009年，广东省的人均GDP为40748元，而2008年调整后广东省最低工资分为5类，最高标准为860元，最低标准只有530元。在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云集，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技术提高慢，农民工靠出卖劳动力赚取辛苦钱，基本工资无法满足温饱，农民工只好拼命加班，每日工作12个小时以上的情况比比皆是，以深圳为例，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900~1500元，其中加班费占了很大比例。

　　而在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河南等内陆地区，普工月工资已达千元左右，大量农民工选择工资待遇更为优越的浙沪等地，或就近择业，相比之下，传统用工大户珠三角的薪水竞争力尽失。

　　2009年岁末，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国工人”位列第二，排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之后。《时代周刊》说，中国工人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显然，这是一股潜伏的力量，这股力量也开始觉醒。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80后、90后农民工大胆地提出了不同于父辈的职业诉求：生活品质、自由度、发展机会。面对珠三角落后的用工模式，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摊开地图，寻找下一个落脚地。

　　本篇从几个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真实生存状态出发，试图走进农民工在粤打工的历史纵深，展现河南农民工当前的真实生存状态、诉求和群体抉择。

　　在深圳打工十年存的钱，在深圳买不了10平方米的房子

　　人物标本：李想，南阳市新野县歪子镇人

　　打工之路：1999年逃学来深圳打工，至今，已经11个年头了

　　1999年夏，16岁的初中生李想，借同学的钱买了一支鸟枪，乱打村民的窗玻璃。村民找他父亲告状，他吓得到同学家避难。恰好，同学的姐姐从深圳打工回来，走时要带上自己的弟弟，他也动心了，跟着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由于没有身份证明，李想找工作非常难。最后，一家小公司收留了他和他的同学，但前3个月不发工资，每天只发5元钱的生活费，两个人每天只能吃馒头咸菜。

　　不久，公司快倒闭发不下来工资了，两个人又回到了老家。春节后，李想又想去深圳。父亲到公安机关给他办理了身份证，李想独自一人去了深圳。

　　这次，李想被香港的一家电子厂录用，月薪300元，加上加班费，每个月可以挣到600多元。2003年，经济不景气，他被裁员。回家休息半年后，又回到深圳，在一家仪器厂找到了工作。“每个月的基本工资涨到了500元，加班费是每小时5元，一天加班4个小时。扣除生活费、买香烟及日常用品，每个月存不了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