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位60岁老伯，自购“呼死你”设备应对短信广告骚扰。这位李姓老伯患有神经衰弱，夜里经常收到骚扰短信。为解决这个难题，李伯花3000多元购买了“呼死你”设备，把自己手机里上百个垃圾短信广告号码一一输入“呼死你”系统。只要骚扰者手机一开，就会一遍遍地接到李伯录制好的“警告”电话。

　　不久，李伯在邻居小孩帮助下，升级换代，购入电脑并从网上下载免费“呼死你”软件，继续对付骚扰电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呼死你”近日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搜索词(昨日《广州日报》)。

　　所谓“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尽管维权成本高企，光是设备投入就花去6000多元，但我们这位虎胆阿伯，不顾年事已高，奋起自救，让我等晚辈望尘莫及。说实话，鄙人也隔三岔五收到骚扰短信：金融风暴初期是售楼广告，寒暑假来临换成补习班英语提高班信息，至于盯梢负心汉的私家侦探、玩转六合彩的独家秘籍，更是让人不堪其扰。

　　然而愤懑之余，一想到投诉起来费神费时费事，也就隐忍了。大伙儿都抱这种心理，所以才让骚扰分子得寸进尺。如今出了一位年过六旬的独行侠，怎能不让人拍手称快———一场反对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人民战争终于打响了！

　　事实上，早在2003年，广州的城管部门就启用了大名为“城市管理语音提示系统”的“呼死你”，专门对付城市“牛皮癣”。据说该系统启用仅一年，广州就处罚了130多万个“牛皮癣”上的电话号码，成效显著。可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办假证者竟将电话呼叫转移到110上；还有机主不断摘机挂机，让城管方面产生巨额通话费用，反而让市政管理者陷入抓狂崩溃的境地。

　　无论是公用私用，“呼死你”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一直没有个清楚的说法。法律界有专家表示：使用“呼死你”设备或软件对他人进行电话骚扰，对他人造成损害，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如果没有造成损害，因法律上对“呼死你”没有直接的禁止，违法与否还难以界定。正因为法律上存在模糊地带，因此“呼死你”是善是恶，全看落在谁手里。

　　公民正常的通讯权利本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呼死你”者以暴制暴，被“呼死”者自知理亏，攻守双方所遵从的攻守“规则”，乃是以牙还牙、自作自受的民间伦理。正因为如此，尽管李伯一年半内“呼死”近2000个电话号码，但从未有人报警。可是，李伯的行为绕过了诸多本应执行法律公义的主体———工商、公安、城管及电信运营商，说是“私设刑堂”也不为过，一旦真被人告，打起官司来恐怕也是有口莫辩、输赢难料。而且，他的复仇跟骚扰者是同一个逻辑：以自我的自由妨害他人的自由。城管启用“呼死你”，何尝没有这层隐忧？

　　李伯的复仇虽让人痛快，但从社会整体的法制建设而言，却怎么都难让人高兴起来：执法主体的缺席、社会公德的缺失、维权成本的难以承受，都让此等“侠义”之事，随时有变成潘多拉盒子的危险。上月广州发生母亲带女街头打死疑似“奸夫”，不正是现代版的“私设刑堂”吗？可见只有让执法主体尽早归位，才是解决此类社会难题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