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20日电 早前，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将在有生之年扭转双语教学的失误，即改“死记”为重兴趣培养。新加坡《联合早报》20日发表文章，作者以自身在新加坡高校中文系任教经验，及学习双语的体会，认为新加坡在华文教育上的失败。文章说，双语政策的确是走错了方向，但问题并不出在高估了学生同时掌握双语的能力，而恰恰是在华文学习方面，太过“纵容”学生。

　　文章摘录如下：

　　据报章报道，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政府早年在推行双语政策时走错了方向，那是因为他错误地以为，只要智力相同，人们就能学好两种语文。

　　其实在新加坡，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精通双语，能学好两种语文的人为数并不少。根据个人的观察，在我们这一代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当中，精通华文的人一般也能自如地使用英文，但精通英文的人却往往无法有效使用华文。

　　我们的双语政策的确是走错了方向，但我认为问题并不出在我们高估了学生同时掌握双语的能力，而恰恰是我们在华文的学习方面，太过“纵容”学生，太过为他们“着想”。

　　李资政经常以他学习华文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两种语言，那我也想谈谈自己学习双语的经历。我的华文程度和李资政的英文程度一样，都达到母语的水平，但我相信我的英文程度应该比李资政的华文程度高。虽然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我的英文还存在瑕疵，但在日常的沟通之外，我还能用英语授课，能用英语发表演讲和与西方学者讨论高深的学问，也能用英文出版学术专著。

　　这绝不是因为我比李资政聪明，也不是因为我对英文有多热爱；相反的，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我从小对学习英文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总觉得自己身为华人，为什么需要被迫去掌握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语言。但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下，不管你喜不喜欢，英文水平跟不上体制的要求，就随时会被淘汰。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容不得你选择。

　　记得求学的时候，上英文课是一项苦差，几乎把上学的乐趣消磨殆尽。李资政说，双语政策所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没考虑到讲英语学生的心理，但一直以来，我们的英文教育也从来没有考虑到讲华语学生的心理。不过现在回过头去，我反而感激我们的教育体制不但没有纵容我，还不断设立更高的标准，让我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但为了生存，还是不得不设法达让自己的英文达到不断提高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够打下一定的基础，让英文成为今天发展事业的一大助力。可以想像，如果当年的教育体制对我们这群讨厌英文的讲华语学生特别“关爱”，处处为我们“着想”，只要我们一觉得困难就降低程度来迎合我们，那我自然会产生一种侥幸的心理，更不可能会认真学习英文，等到日后真正需要使用英文的时候，就会陷入“书到用时方恨少”的窘境。

　　这正是我们的语文政策的最大错误。和李资政的认知相反，我们的双语教育，从来就不曾假设一般人都能同时学好双语。当年除了在少数的几所特选中学，华文都是被当成第二语文来教授的。即使后来在更多的学校开设了所谓的高级华文，其程度之低落仍然是有目共睹的。

　　李资政说，目前的挑战是通过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的方法，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语文，并在学生身上打下一定的华文基础，让他们日后如果到了中国等需要使用华文的地方工作，即使一时生疏，很快就能重新掌握。

　　这话固然没错，但我们的华文教育，是否真能为学生打下一定的基础？我曾在《特选中学计划成功了吗？》(2007年8月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一文中举出血淋淋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目前对学生的华文水平的要求，就能为他们打下一定的基础，无疑是在自欺欺人，更遑论继续顾及学生怕难的心理，进一步降低要求。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这句话说明的道理显然是不难理解的。

　　利用富有创意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当然非常值得鼓励，但我们的错误，就在于以为降低要求是提高学生学习热忱的先决条件。从第二语文到华文B、到用英语教华文、到只需认字不必写字，这样一步步退让，也许当下能讨好学生，但等到学生日后需要运用华文的时候，他们是会恨我们耽误了他们的。

　　李资政还举出美国第二代中国人未必能学好华文作为例子，说明要学好一种语文必须先从抓住学生的兴趣开始。但我们的社会和美国其实存在明显的差异。美国华人学习华文缺乏有利的环境，而我们的学生即使出生在讲英语的家庭，在生活中，从日常的交谈到流行歌曲到影视节目到报刊读物，还是不缺乏接触华文的机会。新加坡社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学生不管是出生在讲哪一种语言的家庭，都能随时随地接触双语。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通过错误的教育政策人为地去摧毁这样的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一单语的社会。

　　我们常说，教育乃百年大业，肩负为国家培育英材重任的我们，能不慎思谨行？(王昌伟，作者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