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万诺沃出差回来已经快一个月了，但那句看似普通的话语却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无法拭去——“我们都有两个祖国，这两个祖国永远在我们心中”。

　　伊万诺沃有许多有意思的别称：“纺织之都”、“新娘之城”、“第一苏维埃之城”等等。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个小城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里封存着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这里发生过一些鲜为人知的“红色往事”，这里曾保护过一批身世神秘的“红色后代”……

　　第一个苏维埃的诞生地

　　伊万诺沃位于俄罗斯平原中部，在俄罗斯“母亲河”伏尔加河上游。5月1日，记者驱车300多公里，来到了这个拥有40多万人口的小城。伊万诺沃早在17世纪就是一个著名的手工业村镇，并于1871年正式建市。

　　20世纪初，伊万诺沃的纺织工业迅速兴起，并一直是俄罗斯的纺织基地。据本报记者了解，俄罗斯2004年全年共生产22.52亿米棉织布，而仅伊万诺沃州一地就生产了15.86亿米，伊万诺沃州的纺织品产量占俄总产量的70%以上。

　　因此，伊万诺沃为自己赢得了“纺织之都”的美誉。又由于纺织工人多为女性，因此伊万诺沃也被俄罗斯人称为“新娘之城”。1985年，俄罗斯曾拍摄了一部名为《新娘之城》的电影，专门反映伊万诺沃发生的故事。1996年5月22日，伊万诺沃市议会通过的市徽就是“一位身着红衣的纺织女工坐在那里手工织布时的情景”。

　　更值得一提的是，伊万诺沃还是俄罗斯第一个苏维埃的诞生地。1905年5月12日,伊万诺沃-涅兹先斯克(伊万诺沃市1932年前的名称)爆发了五万多工人的罢工。为更好地领导这次罢工，工人们选出了由100多人组成的工人代表会议(即工人代表苏维埃)，这就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的出现。

　　随后，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城市才相继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代表苏维埃。到了1905年10月，全俄政治总罢工和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期间，苏维埃已遍布全国，大显威力。

　　5月1日上午9时，当记者赶到伊万诺沃时，这里的民众正在自发进行“五一游行”，游行人群高举着苏共的党旗、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记者发现，参加游行的多为中老年人，在他们的眼神中，不难发现他们对“苏维埃时代”的怀念。

　　意义特殊的“红色摇篮”

　　初到伊万诺沃，记者向当地的百姓打听“国际儿童院”的详细地址。让我感觉高兴的是，无论是街头指挥交通的警察，还是在林荫道散步的市民，均怀着极大的善意和自豪感，为我们指点通往位于城北的伊万诺沃儿童院的路线。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伊万诺沃体育大街21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大片连成一体的三层红砖楼，这里就是闻名于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由于5月1日是假期，所以当记者来到“国际儿童院”时，这里的学生和老师都放假了。在记者向教学楼的管理者说明身份和来意时，我们出人意料到受到了“特殊的礼遇”。教学楼管理人员专门打电话到“国际儿童院”博物馆的馆长库兹涅佐娃家里，特地把她从家里叫到了学校。

　　沿着古朴的石板路，我们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主教学楼，在教学楼主入口的右侧镶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碑文写道：“1933年，在国际救助工人组织成员的倡议和斯塔索娃的协助下，为了救助欧洲国家那些被捕或被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孩子们，创建了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20世纪的所有事件。”

　　教学楼的管理人员对记者介绍说，斯塔索娃是列宁的助手、俄罗斯救助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上世纪2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些共产党员纷纷被捕，他们的孩子也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境地。伊万诺沃的工人决定救助德国共产党员的孩子们，他们筹集到了一些资金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儿童院。

　　1933年，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上台执政，德国境内的儿童院被迫关闭。为了救助那些失去了父母的孩子，伊万诺沃的工人们决定在自己的城市建一所同样的学校。1933年5月1日，伊万诺沃的工人们利用经过两年的义务劳动筹集到的捐款，终于建成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是一所由苏联创办的专门抚养、教育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烈士后代的学校。许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如意共陶里亚蒂之子、西共伊巴露丽之女和南共铁托之子等都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几十年来，该院先后培养了来自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儿童，其中中国的孩子最多。

　　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俄联邦所属国家教育机构”(ФГОУ)。在学校内，教室、实验室、手工制作室、篮球场和游泳池等一应俱全。从上个世纪以来，该校主要招收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学生。他们都有比较相似的经历：家庭贫困，父母亡故或父母丧失了抚养子女的能力。

　　目前，该校共有11个年级的360名学生在读，学生毕业后可报考大专院校。据悉，该校正计划招收其他国家的学生。校方已同中国驻俄使馆磋商过，计划从中国招收部分高中生，等他们毕业后再报考俄罗斯的高等学院。但这位管理员说：“无论这所学校的名字如何改变，当地市民仍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国际儿童院。”

　　挥之不去的“红色记忆”

　　专门从家里赶来接待我们的库兹涅佐娃女士头发花白、性格开朗。她不仅没有抱怨我们这些“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客人，相反，一谈起“国际儿童院”的历史便滔滔不绝。她在儿童院工作了39年，曾任该校负责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如今她主要负责儿童院博物馆的工作。

　　儿童院的博物馆其实就是一个面积约50平方米的房间，但里面却承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博物馆的四面墙都挂着各个时期的“老照片”，库兹涅佐娃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她指着一张照片问：“看见毛泽东了吗？看见朱德了吗？”记者仔细一看，教学楼上方的确有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其下有一行词语：“以地球上所有杰出的共产党员为榜样。”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的儿女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等人的照片。

　　库兹涅佐娃馆长一提起中国学生，言语中流露出无限的自豪。她说：“中国来的学生是儿童院的骄傲。因为中国学生学习很刻苦、自律、进取心强。我们非常自豪有中国英雄的孩子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国家很优秀的人才。”

　　记者还发现了一个“中国孩子的中文名字与俄文名字的对照表”。库兹涅佐娃说：“当时，中国来的孩子们黑头发、小不点，很可爱。他们没有身份证，不知道他们的确切年龄，更叫不出他们的中国名字，我们给他们每人起了一个俄文名字。”

　　在这个对照表中，毛岸英对应的是“谢廖沙”。库兹涅佐娃介绍说：“毛岸英是这些中国孩子中最优秀的，也是整个儿童院的‘孩子头’。他当时还被孩子们选举为共青团书记。而且，毛岸英就是在儿童院写信给斯大林，要求以直接拿起枪奔赴前线的方式支援苏联卫国战争。最后，毛岸英成为苏军的一名上尉军官，担任红军坦克连的指导员，与红军一同打到了柏林。”

　　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100多名中国儿童在此接受过教育，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林伯渠、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瞿秋白、罗亦农、张太雷、苏兆征、蔡和森、邓发和王一飞等中共领导人的后代。他们在这里生活和接受教育，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才。电影《红樱桃》讲述的是在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曾就读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一群中国孩子的遭遇，这群孩子的原型是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

　　在通往“国际儿童院”博物馆的二楼走廊里，记者发现了一张标有85个红点的世界地图，象征着来自世界85个国家的学生曾在这里生活和学习过。在地图上方用俄语赫然写着两行大字：“我有两个祖国，她们都在我心中”——这就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历史，一段永远续写不尽的历史。

　　令人难忘的“红色友谊”

　　库兹涅佐娃女士说，2003年恰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校70周年。俄中友协、俄红十字会和伊万诺沃市政府等单位共同组办了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最为隆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校庆活动。当时有22名已经年迈古稀的“中国孩子”，应邀代表全体中国“孩子”重访故地，追忆如烟的红色往事。

　　“至今让人难忘的一幕是，当时中国正在流行‘非典’，俄罗斯人对此小心翼翼；医生提醒校长和参加校庆活动的同学，要避免与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客人直接接触。一开始，大家都还趴在窗台前，没敢下楼迎接客人。但是，当看到中国同学乘坐的汽车驶近教学楼门口时，在大楼内的同学们早已忘记医生的警告，飞似地快步冲出大楼。人们纷纷寻找、辨认儿时的伙伴，先凝视对方，继而激动地拥抱，亲切接吻，欢欣雀跃。这种生死情谊可以跨越任何恐惧，战胜任何险阻，超越任何障碍——这就是国际儿童院的精神所在，这就是融入我们血脉的真实情感。”

　　在参观快要结束的时候，库兹涅佐娃深情地表示：“2008年的5月1日是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校75周年纪念日。届时，我们将举办隆重的校庆活动。我们将向世界各地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学生发出邀请，同时我们也将邀请你们中国记者前来参加报道，希望通过你们的文章让更多的人了解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让我们来共同续写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篇章吧！”(关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