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6日电　BBC中国网《留学英伦》频道刊发了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曾飚的一篇名为《在英国的说不得》的文章，讲述他的留英生活和感受到的言论自由。

　　文章如下：

　　家乡风俗，养孩子是不能夸的，比如不能够夸孩子胖，饭量大，老人说这夸的结果常常事与愿违，改天孩子可能就掉点肉，吃饭耍脾气，如今我渐有体会。

　　以至于曾笠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闭着眼睛，从他旁边安安静静走过，生怕自己走路动静稍大一点，都会变成一句好话，适得其反。

　　后来，拿这个风俗与广东朋友交流，发现他们那里也有这样子的“说不得”心理。

　　于是我就想起来在英国的“说不得”。

　　女王是禁忌吗？

　　来英国之前，就听说英国的言论自由，在两个话题上不起作用，一个是女王，一个共产主义。但是我知道英国有一个合法的英国共产党。关于女王，我以前在国内听到的笑话是，一个英国人掉进了湖里，不会游泳，喊救命声音太小，于是喊了一声“打倒女王”，结果两个警察从远处跑过来，跳进湖里，把他捞起来送进警察局。

　　这样的打捞，我从没有亲见，作为外国人，我也没有挑战这个传说中禁忌的勇气。唯一印象比较深的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当感到一个F字头粗口隐隐约约成型中，一个“嘟”，就删掉了，特别是在看Jonathan Ross的访谈节目。

　　F字头翻译成中文，原意很简单，加上与语境相配合，对应的中文词汇，可以像西湖漫步，湖光山色，达到移步换景的境界，这是英语的高妙之处，也是中文的灵活。

　　记得我当初看施咸荣先生翻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不禁叹服其中骂人粗口的丰富，觉得英文表意之丰富，远胜过中文。等到买了一本英文原版看完，才明白其中中文粗口，大约十之七八，在原文里只不过是单一的F字头，功力在施先生这边。

　　在英国这么多年，我唯一听到过一次骂女王，是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

　　我住在校园里面，到了晚上七点之后，冷冷清清，到了夜里，能够把行人的脚步听一路。

　　在那段写论文的日子里，这样的脚步声，伴着几句偶尔的话语，颇有寒冬夜行人的意境。尤其是，当秋冬时候，暮色四合，到了夜里捂得更紧，整条路上只有我的客厅亮着灯，我不知道过路人有没有抬头看，猜测房间里面发生什么，是不是他们也有我当初刚到英国那样，能够看到屋子里的灯光，却泛起一种绝望的感受。因为那些老房子的石头墙是这么厚，而除了星星，那灯光是夜里唯一看到的亮光，但是所有亮着灯的房间，都不是自己的家，你也很清楚自己很难成为那所房间的客人。

　　那天深夜，却是在春天。

　　英国这三年来，春天气温变化反常，几乎都有大风在夜里。那天还下着大雨，我在敲键盘写文章，雨大的时候，打在那扇大窗的玻璃上，比键盘的发出的声音，还要大。突然我听到一个人的脚步声，从远处过来，凭着听感，应该是一个壮实的高个子男性。到了我家所在的路口时候，他突然开口骂道，F the queen。那声音好似在雨夜，打了一个春雷，声音清脆而又猛烈，像年轻结实的猎犬的吠声。一声之后，又接着一声，然后一声一声不停。

　　我突然感到紧张，在这条路上，如果没有人熬夜的办公室，那只有我的房间亮着灯，这声音一声接着一声，而且是在咒骂女王，这人肯定疯狂之极，也许是酗酒的醉鬼。但是凭着声音，又是非常posh的英式英语口音，也许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愤青。

　　不管是谁，我越来越担心，那声音会变成一块飞来的石头，把我的窗户砸破，那么急骤的雨，会把我窗帘和地毯打湿，我房子的保险包含了这个费用吗？申报起来的手续，是不是要持续一个多月？我还担心他会来按我家的门铃，要进来和我聊天。我已经被吓得不敢掀开窗帘看看外面是谁，生怕被他看到窗子上我的人影。

　　窗外的骂声，好像春雷阵阵，我看着电脑上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久，他在我家门前的路上走了好几个来回。终于我听到另外又有两个声音加入，是警察，他们似乎在劝这个醉汉，还是愤青。

　　不再说的对话

　　时隔多年，那次深夜的骂声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每次想起来，还有一股惭愧跟在后面。那是我在英国听过的最有力量的声音，最热情的情感宣泄。而那时候的我，却居然被这种激情的力量所震慑，感到害怕，脑子里担心的是房子的保险。

　　这是一件多么可耻的记录。我曾经是多么热烈的参与这样的谈话：在大学最脏乱的宿舍，或者校外小饭馆，深夜，最好有雷雨，独明的灯火，汉语各地口音的F字头方言版，一瓶接一瓶的燕京或者红星小二，还有一切被视为禁忌的话题。

　　而这一切，在若干年后，一个鼓吹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被吓得躲到了窗帘的后面，不敢面对，等着警察过来维持秩序。去年8月，伦敦市长鲍里斯在北京评论奥运的时候说，“I am thrilled, I'm overwhelmed, I'm incredibly excited but I'm not intimidated!”（我被惊了一下，我陶醉了，我感到难以置信地兴奋，但是我没有被吓住）除了最后一点，我和他都一样。

　　这是我生活过的英国，让我丧失了谈论的热情。我曾经如此渴望过的自由，作为一个外国人，被言论自由所改造。我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在找工作的时候，我慢慢有了一点体会。

　　有一段时间，有个朋友常常下午来看我，找我聊天。他要转学，我要毕业，时间是夏末，我们两个人都为将来求职发愁。我突然问他说，如果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你，在工作中，你的想法和老板不一样，你会怎么处理？朋友说，我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老板，然后尊重老板的意见。

　　我说，如果是我，我就回答按照老板的意思做，我的意思提都不提。朋友问为什么？我说，老板只不过找一个人干活而已。

　　当习惯性反叛统治社会的时候，我们追求着一种积极的自由，这种自由常常是暴烈、出格、甚至荒诞的。出国对很多人，曾经是追求自由和梦想的一种选择，在新东方教给我们写cover letter的模板里，我曾经看过这样的模板，一封长达两页的cover letter，用了开头两大段来描述自己童年时候是一个星空下的男孩，思考人类的终极问题，在文末才告诉教授，我想来读你的博士，请问有没有奖学金。

　　当有一天，自由成为理所当然，反自由成为一种社会禁忌，我却有说不得的担忧，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不知道你有没有。（曾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