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4日电　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在总数将近50万的旅法华侨华人当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大陆浙江籍，其次是来自东南亚的广东籍华人，来自中国北京、上海、广东、东北等省市以及港澳地区的华人所占比例则非常有限。而生活在法国的，总数约为5000左右的台湾人也许是因其特殊的历史宿缘或政治隔膜，游离在此间多数华人的视野之外，那么在巴黎生活、学习或工作的台湾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群像图？他们如何看待来自大陆地区的华人，又如何界定他们自身的台湾身份？带着诸多问题，记者走访了几位生活在巴黎的台湾人。

　　画家、艺术评论家陈英德

　　来自台湾的画家陈英德先生在法国生活了将近40年。今年早些时候，他在巴黎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命名为《蓝中国》，“尽管容易引起联想，但实际上和政治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对中国水墨画中的花青加墨非常感兴趣。”

　　陈英德早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当时该校名师云集，如与张大千并称“南张北溥”的国画大师溥儒、岭南派大师黄君碧、台湾西洋绘画先驱廖继春等人均是他的老师。陈英德认为，自己不但在绘画上受益良多，更在人格上深受这些老师的影响。

　　在台湾获得硕士学位后，陈英德遂在台湾文化大学教授艺术哲学方面的课程，1969年赴法国留学。“当时出国很不容易，当年台湾生活水平还不高，我们一个月的薪水只有1000台币，而一张到法国的机票却大概要2万台币，而且台湾对个人出国也有限制。”为了积攒出国费用，陈英德同时打几份工，除了在大学和中学教书外，他还为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并给一位美国学者当助手。

　　来到巴黎后，陈英德在巴黎索邦大学考古和艺术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撰写有关唐宋绘画和皴法问题的论文。回忆初来时，陈英德说，他在巴黎并没有遭受不顺利的境遇。最初的两年，他为中国家俱制造商做家具装饰，酬金很高，一个周末的工作，不但可以赚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并且还能有剩余。与此同时，他继续坚持绘画创作，并在一次画展上，被巴黎一间著名前卫艺术画廊看中，成为该画廊的签约画家。记得当年这家画廊的老板曾劝他说，当艺术家可不需要博士头衔，否则会太吓人。尽管陈英德当时为论文做了大量准备，并已经写了很多东西，但最后还是放弃了博士答辩。

　　陈英德说，当时出来的台湾留学生都没有把回去当做一个目标，主要因为当时的台湾还没有“解严”，“不如留在法国自由自在”。与陈英德一起留学的5名同班同学，现在也都留在巴黎，有一个同学后来成为汉学家，在法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其中另一位还成了很优秀的画家。

　　在台湾解严之后，曾有台湾的研究所邀请陈英德回去工作，“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交际应酬，如此会花去很多时间。” 本身喜静的他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最后放弃了回台湾的机会，“没有什么遗憾，这样比较专心在绘画创作上。”

　　据陈英德介绍，后来出来的台湾留学生与他们那一批人有所不同，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台湾的经济、政治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后来出来的人有很多都选择了回去。“现在，不少台湾年轻一代来法国留学也是来‘游学’的，大多都是学习音乐、绘画等文科艺术专业，很多人不再把拿到学位当做目标。”

　　陈英德在绘画创作的同时，也一直没有放弃写作，他撰写了大量艺术评论，并出版画家传记、理论、评论等方面的书籍30多本。对大陆美术界，他也一直十分关注，并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美术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关大陆艺术家的评论，还曾为一些大陆艺术家的展览撰写过前言，特别是他在1984年出版的《海外看大陆》一书，更是广为大陆艺术家所熟知。

　　陈英德身边有一整套中国大陆出版的《美术月刊》，从创刊一直到1988年，一本不少。据说在大陆完整版也只有2套，非常珍贵。“从中可以看到大陆政治运动与艺术的关联”。为了了解大陆艺术活动，陈英德看了很多与大陆有关的各类刊物，包括《人民日报》《人民画报》《欧洲时报》和香港的报纸。

　　说到两岸未来，陈英德希望双方能够和平相处，建立正常的沟通渠道。

　　陈英德说，他与生活在巴黎的温州人、北京人、上海人都有接触，认为大陆人“做朋友都蛮实在的”。他们会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但只要互相了解就没事。在海外，所有中国人都会关心中国的事，我不会因为小小的观点不同，就与对方辩个你死我活，因为在法国生活，人也是各式各样的，就像没有两个画家画的东西一样，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想法。”

　　心理治疗师洪萍凰

　　洪萍凰是台湾高雄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后，曾经从事过一段出版工作，也是在那时，她开始对精神分析学产生浓厚兴趣。2000年，洪萍凰来到法国留学，进入著名的巴黎第7大学精神分析专业就读。她说，之所以选择法国，是因为“自己喜欢法国文化，在台湾读研究所时就看了很多法国新浪潮电影，对法国文化有点认识和向往，而且法国生活费相对便宜，学费也很低廉。”

　　因为以前没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洪萍凰在巴黎7大从大学基础课程开始读起，经过5、6年的学习，做了大量的实习，最后获得了硕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了心理治疗师的资格。

　　从去年10月开始，洪萍凰和几个心理治疗师一起分租了一间诊所，每周一、周三她可以使用诊所做心理治疗。与此同时，洪萍凰仍然在继续深入其专业的学习，希望自己最终能够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因为透过精神分析是对心理问题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洪萍凰介绍说，心理治疗师和接受治疗者，在诊所中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谈，“这与人际关系中的交流非常不同，因为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人往往会有多种面孔，会掩盖很多东西。”她说，“接受心理治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卸载’情绪和思绪上的问题，通过交流，从而走出自我封闭的状态。”

　　洪萍凰指出，事实上，那些主动到诊疗室接受心理治疗的人，还是属于生活在比较健康的社会关系当中的人，他们自我把握能力通常很强，在外面正常工作，笑脸迎人，但是回到家里却会独自哭泣，甚至整夜无法入睡。这样的人虽然还是可以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但那些隐藏的东西，在正常社会关系中无法得到宣泄，最终还是需要另一个渠道去处理。

　　她说，法国人比较习惯去看心理医生，这也是一种“求助”的习惯，而海外华人似乎很少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可能是因为在海外生活的人相对独立性比较强，承受压力的能力比较高，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别人，因此很少有‘求助’的习惯。”

　　目前来找洪萍凰进行心理治疗的基本还是以台湾人为主，“在交流中能够使用母语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的用处所在。”由于刚刚开始，来找她治疗的人还不是很多，为此，她专门拜访了一些华人门诊医生，“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些有需要的人。”

　　说起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洪萍凰希望两岸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承认，共同发展。

　　洪萍凰说，虽然没有去过大陆，但不能说对大陆不关心，在这里也有些大陆朋友。大陆人给她的印象是“蛮爽快的”，她觉得，大陆人群体性比较强，成群结队，而台湾人则正好相反，不过，她也认为，群体性强有它的好处，就是大家都有互助的概念。

　　法国台商会会长李永庆

　　做珠宝生意的李永庆先生是法国台湾商会的会长。据他介绍，该商会成立于1994年，目前共有60多家厂商的会员，早期主要是一些电脑等电器设备的商家，如华硕、宏基在法国的分销和售后服务公司，现在的会员当中既有酒店、航空、旅行、珠宝等行业的代表，也有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会员。商会会员大部分人都是来法国留学之后，留下来创业的。

　　法国台湾商会主要通过举办一些联谊活动，利用这个平台相互交流资讯，以促进大家的商机。目前，在欧洲13个国家有台湾商会，并设有一个总会，今年正好是由法国商会当选轮值会长。此外，世界各地很多国家都有台湾商会，并共同组成了一个世界台湾商会总会，今年9月份，世界台商总会将在台湾召开大会，届时将选举新任会长。

　　李永庆早在1983年就来到法国做珠宝生意，他说，那个时候台湾厂商很少，大多是留学生留下来创业，而电脑业是1995年以后才开始陆续进驻。

　　李永庆的公司所经营商品大多是从香港、泰国和台湾进的货，从大陆进的货占4成左右，“这些商品相对比较高档，有些是真银制品，属于贵重金属，所以要通过法国海关特别审查。”

　　对于中国大陆，李永庆表示了解不多，虽然有时要到大陆进货，但也主要是和在大陆的台商做生意。每次去广东东莞，也只是到酒店和工厂，买了货就赶快出来，很少停留，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没有时间去。 李永庆的公司开在巴黎3区，附近也有很多温州人开设的首饰批发店。而对于邻近的温州商人，他则表示，“大家相处还好。”

　　说到台湾岛内政治，李永庆说，台商完全不谈政治，而是“在商言商”。

　　李永庆在台湾土生土长，自认为是台湾“本省人”。他希望看到两岸赶快三通，促进大家的商机。他说，两岸三通对他的生意并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一些在大陆的货可以先集中到台湾再一起出口。“假如长荣航空的飞机可以直飞大陆，我就不用再做国泰飞机从香港转了。”

　　《欧洲时报》翻译周文仪

　　来自台湾的周文仪是《欧洲时报》翻译，在报社工作已有24年，是目前该报在职时间最长的员工之一。在报社里，年龄稍长的都叫他“小周”，年轻点的同事则称他为“周老师”。

　　周文仪早年在台湾学的是电影专业，出于对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崇拜”和热爱，1979年，24岁的他来到法国留学，曾就读巴黎第3大学电影专业，但后来由于经济原因，不得不放弃了电影专业，改到东方语言学院和翻译学校读书。

　　1984年，周文仪进入报社工作。他说，与大陆同事一起工作并没有任何顾虑，只是感觉到一些差异，表现最为突出的还是在语言的使用上。另外，他过去一直使用正体字(繁体字)，后来报纸文字改成简体字后，他就需要经常查字典。还有，就是语气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比如大陆人说“水平”，台湾人则说“水准”，大陆人说“是吗？”，台湾人说“真的吗？”

　　周文仪的父亲祖籍湖南，是1949年后去的台湾，家住台湾桃园，“算是外省人，”他说，在台湾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在电视里看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记录片《中国》，“地理课本上的文字描写首次以画面形式展现在我面前，当时的感觉非常奇妙，我仍记得有一幅画面是上海黄浦江，原来上海是这样的，这么大，原来中国真的存在。”

　　当年在台湾，1949年以前的左派作家的著作都属于禁书，但他却有机会读过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钱钟书的《围城》， 并且非常喜欢。来到法国之后的最初几年，他更是把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等作家的几乎所有作品都看了，“对于我来说，这是我作为生在台湾的人想了解对岸的一个开始”。

　　周文仪回忆说，第一次真正与大陆人的接触还是在1982年，当时他正在战神广场附近的中餐馆里打工，正赶上来巴黎演出的甘肃舞剧团演员们来吃饭，知道他是台湾来的，演员们都与他热烈交谈，“尤其那个团长非常和蔼”。

　　“从小学时，就接受教育说我们是中国人，对祖国的山河大地更是充满向往，一直想亲眼去看看。”来到报社工作后，1986年，周文仪终于第一次去了大陆旅游，虽然只到了广州和桂林，但这一次旅行给他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后来，他又多次到北京、上海、西安等地旅游。2006年，他更带上全家人一起去了一趟中国。

　　今年5月，作为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手稿中文翻译者之一，周文仪应邀到北京参加《奥运宣言国际论坛》。他说，这次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中法方都没有事先商量演讲内容，但双方非常默契、融洽，法国代表尤其对与会的中国代表所表现出的高水平感到惊讶和钦佩。他在帮助法国《奥林匹克宣言》纪录片拍摄和翻译工作中，注意到那些接受采访的中国老百姓对北京奥运会的真情期待，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北京奥运代表了“明天会更好”的期盼，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和激情。“我觉得与中国老百姓真的是越来越接近了。”

　　对于自己在报社的工作经历，周文仪表示， “可能很少有台湾人有我这样的经历，能够与大陆人一起工作这么久，对我来说这是个机遇，让我比其他台湾人更了解大陆人。”这一次周文仪到大陆时，在北京坐出租车，一路上与司机聊天，司机都认为他是从大陆出去的，没有听出他的台湾口音，“这一点令我很开心。”

　　旅法侨界人士丁伟星

　　法国中山学会会长丁伟星先生在旅法侨界中十分活跃。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自己不能算是真正的台湾人，“当年我先是从大陆到了香港，后来又到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在与妻子结婚后，就转到法国‘打天下了’。”

　　1969年，丁伟星先生和妻子来到法国后，和台湾同学会开始保持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家年龄相当，所以经常在一起活动。”

　　后来，丁伟星开始开办贸易公司，很快就在生意上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他仍然关注和参与侨社各类活动。

　　据丁伟星介绍，目前在法国的台湾人，大部分是早期的留学生，也有不少女孩子嫁给法国人，另外还有一些做生意的，总数应该在5000人左右，其中留学生有几百人。台湾人来法国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早年也有很多退伍老兵，居住比较分散。在台湾侨团当中，比较活跃的主要有台湾人会、台商会、世界妇女工商会法国分会、荣光会、中华会馆、中山学会等。

　　近些年，丁伟星先生也经常出席一些大陆侨团组织的活动，比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等。另外，他还创办了一所中文学校，所以，与中文教育有关的活动他也参加。过去他的学校组织夏令营，目的地通常选在台湾，而现在则都在北京和上海。他说，中文学校有800多学生，台湾子弟只占5%，大部分是大陆华人子弟，所以在教学上使用台湾拼音和大陆拼音的班级各占一半。现在开始一步步转，最新开的3个班，就是两个学习简体字，一个学习正体字(繁体字)，而且，正体字教到第4册时，就配有简体字对照表，但是也有不少东南亚华人子弟还是喜欢正体字。(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