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世界产生裂变的时候，给人的回味是无穷的

　　在日本生孩子，是可以从地方政府那里拿到补助款的。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境，她和伊藤商定回中国生孩子，以把这笔补助费全额拿到手。谁知，伊藤拿到补助费后，只给了她12万日元，另外的则留给自己的日常饮酒生活做了“补助”。

　　伴随着女儿的问世，家庭中的人际关系由两点变成了三点。在数学理论上，两点可以连接成一条直线，三点就可以构成一个平面了。一条直线易折易断，一个平面则相对稳定了。3个月后，她把襁褓中的女儿从中国带回来，以为女儿总可以拴住爸爸的心。

　　15岁就离家出走到外面学徒的伊藤，对女儿也真是疼爱。买了西瓜，自己舍不得吃一口；早上上班以前，要给孩子做好饭。因为孩子的到来，他还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架摄像机，准备把女儿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人生起点都记录下来。

　　眼看着小日子要越过越红火的时候，日本低落经济破坏的触角延伸到她的家庭。伊藤情绪低落，说公司里不时地裁减员工，自己也没有干劲了。她非常担心，又无能为力，想尽一切安抚丈夫，甚至用小时候描红模子练出来的那份不能称为书法的笔法挥出一个“忍”字，并把这张字纸挂在厕所的门前，让伊藤不时地过目，不时地省思。谁料，心字头上一把刀，忍是需要功夫的，功夫不到家的伊藤终于没有忍住，自作主张地把工作辞退了，整日沉浸在喧闹诱人的“弹子房”里面。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要过好日子只有靠自己。她凭借着中国女性的信念，又把女儿送回国内抚养，自己要承担家庭的重担。

　　找工作，谈何容易？伊藤说要给她介绍工作，还写了一封日文信，并把她带到新小岩车站附近一家店前。伊藤有点难为情地说：“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旁边的咖啡店里等你，这样方便一些。”她也是糊里糊涂，拿着信就往店里闯，门口一个彪形大汉突然挡住她的进路，问她要干什么。她本来就不会说几句日语，着急了就更说不出来，挤了半天才说出一个“阿鲁拜伊斗”(钟点工)，并把信递了上去。大汉看了看信，挥手让她进店。进去后一看，才知道这里是用嘴为客人做性服务的地方。她呆住了，又看见一个女士走过来，旁若无人地脱去仅有的一件上衣。她吓得腿抖了起来，“呜呜”地哭着跑出了这家店。她找到伊藤，捶他、打他、骂他，可这有什么用呢？关键是不能离开他呀！伊藤还觉得很遗憾，说：“你看，一天两、三万元收入的工作让你给搞没有了。”

　　她别无选择，还是得找工作。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找到白天在中华料理店涮碗、晚上在拉面店涮碗的工作。伊藤呢，每天在家做模型飞机玩，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情感世界的排列组合，还透出民族意识的玄妙

　　男人倒霉的时候和走运的时候，对妻子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伊藤也不例外。他在她的柔情下重新燃起工作之念后，在银座找到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厨师工作。而且很快做了厨师长。不过，问题也很快出来了。

　　伊藤经常彻夜不归。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有人做过这样的分析：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被日本社会接受或者本身排斥日本社会的人。他们(她们)在自己追求的涉外婚约中，产生过新鲜的乃至优越的国际化感觉，也隐含着某种失败的挫折感和寂寞感。当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的异性重新向他(她)伸出双臂敞开情怀的时刻，他(她)也会义无反顾地重返其中。

　　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借酒浇愁，只能是愁更愁。出去娱乐，回来要被拳打，被用烟头烫脸，被用雨伞戳胸，被捆起手脚。假如，这一切能够换回丈夫的“家心”，也就做罢，事实上并未如此。

　　她要把女儿从北京接回来，让伊藤看着女儿、看着妻子，恢复那男子汉的儿女情长。伊藤同意了，并把她送到成田机场。

　　她从北京往回打电话，要么是没有人接，要么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的电话打错了。”几天后，家里的电话更是切断了。

　　她自知不妙，再往回赶，只见家中似被扫荡一番，能够使用的家具器物都被拿走了，甚至包括她的内衣。

　　她以泪洗面，硬是把伊藤叫回来，得到的是一顿毒打、一通捆绑和一纸伊藤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届”(离婚登记书)。房东也来了，说：“伊藤办理了退房手续，你只能住到这个月底。

　　“我怎么办？就这样回国吗？”她在悲愤中带着哭声问。

　　记者说：如果日本政府允许它的国民毫不负责地对待“日本人配偶者”招之即来、挥手即去的话，这个政府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

　　走，找律师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