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朋友相处靠友情，夫妻相处靠爱情。当情渐渐远去的时候。似乎应该阐述道理。而情和理都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只好在“法”海中挣扎了。

　　他因“杀人未遂罪”被逮捕了，开始了在“法”海里的挣扎。首先，他要来了《六法全书》和《日汉辞典》，从而得出自己是“正当防卫”的结论。接着，他向朋友、向妻子、向国选律师(官方指定的律师)、向《日本新华侨报》求援。

　　坦率地说，这位国选律师的态度是令人难以相信和接受的。律师在给他的妻子打电话了解情况的时候，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太喜欢中国人。中国人里面爱说谎话的人非常多，他们没有信用。我曾经被中国人欺骗过。夫人，你和他是不是假结婚？你是不是拿了他的钱？”

　　或许，我是在亵渎律师的工作。不过，我真的朴素地这样认为：律师的工作目的就是把重罪弄成轻罪，把轻罪弄成无罪。像这样的国选律师，对于我来说，的确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懂得日本律师界内幕的朋友告示我：日本的国选律师实际上都是民间私人律师。他(她)因为某一个案件被聘请为国选律师的时候，最后所得的报酬绝没有个人聘请他做律师时候获得多。但是，一个律师只要做过国选律师，就意味着他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信任。这种名誉上的收入要大于实际上的收入。或者说，增加了未来实际收入的本钱。

　　这样，他想更换律师。请律师，需要钱。我带着能够提供的律师名单，乘东北新干线列车到宇都宫找到他的妻子直子。直子的脸上显露着疲惫不堪的表情，她说：“我没有工作，手里也拿不出钱；父亲已经80多岁了，不能让老人再出钱了；他自己倒是有笔钱。可是他在被关押起来以后，在没有和我做任何商量的情况下，通过那位讨厌中国人的律师办理手续，把钱寄到上海家中买房去了。”直子是这样认为的：“他自己挣的钱可以归他。他可以自作主张花几百万日元去买汽车、买钻石、买几架照相机、买几块劳力士牌的手表。我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所以，我没有向他要过钱。眼前，他出了案子，也应该用自己的钱来打官司。他私下请律师把钱寄走，律师才怀疑我们是假结婚的。我现在唯一欣慰的是，儿子为了帮助处理这件事情，特意从澳大利亚赶回来。儿子一句话都没有埋怨我，反而陪我到他打工的‘本城工业会社’去收拾行李。”

　　听着直子絮絮叨叨的诉说，我感到“同床异梦”的可怕。“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真的是这样吗？“国际结婚”的家庭难道都是有福可以同享，有难不能同当吗？说真话，此刻的直子只要不往落井里投石，他就算幸运的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从琐碎的家务事中，常常可以提炼出家庭生活的真谛。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没有钱就没有办法请到自费律师！

　　他还在“法”海里奋力地挣扎。他向法庭要求更换国选律师；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还给上海市公安局写去了8万字的申诉材料；他认为警察和检察官是“强取口供”，于是又给松本警察署署长和松本地方检察院写信；他认为自己的处境是“日本歧视外国人导致的，是对外国人人权的欺辱，是对中日友好事业的破坏”，于是他又提笔给日本法务大臣写信。

　　我不得不说，他这是用个人的微薄之力在和强大的国家权力抗争。关键是这种行为选择不能有助于他。松本监狱的警员告诉我：“这里的规定是，在押人员每次往外写信一是必须用日语写；二是不得超过7张信纸。在他的案子没有了结以前，你作为新闻记者不能够和他见面，但你们的《日本新华侨报》是可以带进去让他看的。”

　　他所走的旅程是曲折多磨的。在情•理•法相互制约的流变中，他没有能够协调得当。这样，理想的追求自然受挫，缤纷的梦幻变成泡影。但愿，我们所有的在日本的中国人，能从这种生活的窘迫中体味出一些在异域“自我救赎”方法。(蒋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