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渐渐步入一个癫狂的世界。患病的原因更是扑朔迷离。

　　他当初为什么要来日本呢？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家都去了，我也要去；人家都赚了钱，我也要去赚钱。”这样，他来到日本后，只到学校念了3个星期的日语，然后便全身心投入打工了。

　　开始，他在六本木的“扒金宫”(又称“弹子房”)店打早工。后来，一位朋友离开东京去神户打工，他便顶替朋友到饭店打晚工。每天起早贪黑地打工，首要的目的是偿还出国时欠下的100多万日元的债务。当债务渐渐还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能够继续忍受饭店老板的“冷漠”了，便把晚上饭店的洗碗工给辞退了。

　　多余下来一些时间，他就找朋友搓麻将。也巧，当年在上海工厂一个车间内工作的另外两个同事也来日本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他们也确实是相互帮助了一番。不过，他的朋友很快发现，总是闷闷不乐的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神气，大有“人逢喜事精神爽”的劲头，说出话来也不寻常，“工作不好不要着急，过些日子我替你介绍”；“现在东京住房就是难找，再等些日子我帮你找”。看着他满有把握的样子，他的朋友便一边喝酒，一边刨根问底地追问他哪来的这么大“后劲”。他“黄汤子”一灌，招出了实话，原来他在与“扒金宫”老板的女儿谈恋爱。

　　中国人到日本来，在读书、打工之余，如果再能够得到异国异性的爱情，也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了。然而，他的好景似乎不长，回家后又常常陷于闷闷不乐之中。这次，朋友们再灌“黄汤子”，才知道他失恋了，并且卷入了店内的纠纷。

　　一天，他对同住一室的朋友说：“今天，我出门后，警察来给我送吃的，还都是我喜欢吃的。警察还在屋顶安装了窃听器。我也不怕，就对着窃听器说，这家‘扒金宫’里从店长到跑腿的，人人都在搞钱。不过，我可没有拿钱呵!我说得口渴了，就对窃听器说：‘我下去买罐饮料，回来再跟你说。’下去后一看，警察骑着摩托车刚走，给自动贩卖机里都换了新饮料。这个贩卖机下面卖饮料，上面还卖香烟呢!”听完这番话，他的朋友感觉不对劲，直问他“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不过，谁也没有当真，谁也没有会料到他正一步一步地走入癫狂的世界。

　　几天后。池袋警察署给他一位正在打工的朋友去了电话，说他在60层的“太阳城”转来转去，影响对方的营业，被带到警察署了。警察从他身上找出一个小本，按照本子上的地址找到了他的朋友。他的这位朋友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到警察署去领他。

　　情况继续恶化。他不打工了，整天拿着一罐“乌龙茶”在外面遛遛逛逛。最喜欢去的还是“太阳城”60层的展望台，而且每次去都是那个固定的位置。只要发现那里有男女恋人，他就要把人家轰开。说“这是我们过去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展望台的经营者就去找警察，警察就去找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要从打工的地方赶来后再把他带走。有时，他硬是不肯走，坐着电梯上下来回跑。他的朋友不能总追他，便站在售票处门前等待，看见他坐电梯下来又要进去的时候，就给他花600日元买一张门票。售票人见此情景感动了，索性“免费”让他上上下下。

　　除去“太阳城”以外，他还爱到一家理发店门前去站站。恰巧，他早年谢顶，长着一个“需要地方支持中央”的头型。这样的人气哼哼地站在理发店门前自言自语，过往行人都觉得店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客人也自然不敢光顾。理发店老板只好给警察打电话。

　　警察把他从理发店门前轰走后，他转几个弯，又进了一家饭馆。进去后把在坐的客人都赶走，说自己要包桌。客人都走后，他用中国话向店长点菜。气得鼻子冒烟的店长也只好找警察。

　　终于，在年底的12月25日，警察根据他的病态、根据他朋友的请求、根据日本的《精神病法》，把他强制送进了医院。